分享到微信
大健康
作者:陈怡/吴淳/胡奇聪
2020-03-01 16:00
[亿欧导读]

在各国生物科技起步发展道路上,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所处在的环境不同。在没有可以复制推广的成功模式下,通过本文的分析,总结一些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思考,希望能给我国生物科技行业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和展望。

本文来自: 陈怡/吴淳/胡奇聪

【编者按】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医药大国,中国生物科技已经在创新舞台上崭露头角。2021-2025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我国走向医药强国的关键黄金10年。因此,资本投资的长远目标,透明稳定的医药政策,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对创新药起步就像有了阳光雨露,才能做茁壮发展。

本文发于E药经理人,作者为陈怡、吴淳、胡奇聪;经亿欧大健康编辑,供行业人士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在80年代初开始追赶世界,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人类史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中国生物科技发展比美国晚几十年时间,如何追赶?有什么成功模式可以借鉴?

基于2019的盘点,展望未来,我们分析以下三个观点,希望这些思考可以带来对未来发展更多展望和启示。

观点1:资本对生物科技发展壮大至关重要,随着资本对生物科技行业加深理解和政策的可预测性,资本投资的理念和专业水平将有一个质的飞跃。

与2-3两年前相比,市场已经明显感觉资本投资决策在发生快速转变。在IPO之前,投资人决策已经从听一个好主意、好概念的故事转变到评估一家初创公司关键产品临床优势,核心团队能力,长期人才激励机制,商业化执行能力和公司文化和领导力。同时资本更加关注高管层企业管理能力,判断市场发展和市场准入政策趋势的能力。

在二级市场,持续融资评估更多的是看公司是否能够在研发、外部合作和商业化上有持续进展,不断推出的重磅利好消息。例如在研发产品临床突破,商业化产品的盈利和成功的市场准入等。同时,我们看到经历2018年的投资高峰后,资本投资结构从早期阶段为主要投资,逐步转向C轮+和成熟期的生物科技公司。我们认为投资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投资基金的理念需要与被投生物科技企业项目需求和发展规划相匹配。

融资对生物科技至关重要,它是产品上市产生现金流之前公司赖以生存的主要资金来源。一个好药从研发,临床,批准上市到商业化不同阶段,时间漫长,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和长远投资目标。每轮的融资能力也取决于企业阶段性的进展,包括研发和临床。美国对生物科技创新有相对成熟的投资环境,财务和战略投资人可以在生物科技公司的不同阶段进入或退出。中国的一级市场没有这么多节点的灵活进出机制,投资人往往需要等到公司上市才能退出。

在这个投资生态体系改进之前,看好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资人需要根据基金的要求和时间匹配度,选择好合适的入场时间,并给予被投公司足够多的发展时间。虽然赴港上市新规没有要求盈利收入的门槛,但研发型生物科技企业在IPO前,一般都已经有核心产品通过临床II期,进入临床III期,和新药批准上市的预估时间。一旦通过临床III期,准备入市,资本市场则根据其目前已经上市的对标产品销售规模及增速给予新的一轮估值。

第二,投资人对医疗政策和医药行业发展的专业认知需要进一步提高。

生物科技是受限政策高度监管的行业,尤其在我国处于政策多变和复杂的体制环境下,资本对政策趋势的把握和判断非常重要。随着医药政策可预测和透明度的提高,投资者对市场和政策会有更理性的判断,今后上市公司对市值管理相对会容易一些。对政策影响的判断不清晰最直接的是药价大幅下调引发资本市场恐慌。

例如,资本对第一次“4+7”国家集采反应非常激烈,当天医药板块股市市值一落千丈。此外2019年国家药品谈判,尽管平均降幅60.7%,但这次资本对总体市场反应还是比较理性,因为有了前两轮谈判经验和谈判药品较好的市场表现,资本意识到随着配套政策的落地实施,对真正有刚需的药品,谈判降幅最终带来的效益会逐步释放,降价还是能做到以价换量,从长远发展是有利有竞争实力的企业。

第三,生物科技行业周期长、投入大,资本要有与企业共同抗风险的准备和耐心。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就谈到过投资生物科技创新药项目的几大风险,“临床研究花费巨大,中国还没有形成大药企收购创新药资产的生态,存在后续融资风险”;“随着相关知识产权法规增强,创新药资产存在专利风险”;“一些创新药企的创始团队持股比例过低,主人翁意识不足, 存在团队风险”。

另外,礼来亚洲基金合伙人李亮提到“资本仍旧对高技术创新企业保持关注,随着整个医疗投资领域在技术门槛高的细分领域,投资占比正在增加,但药品在开发速度和开发质量上如没有差异化,市场准入和纳入医保的风险也会加大”。

观点2:政策协同支持原始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缺失,政策支撑体系需要跟上市场和引导研发的热情, 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过去的10年是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起步的10年,未来10年将是我国在生物科技创新处于一个非常关键阶段,肿瘤免疫治疗将颠覆治疗癌症模式,细胞治疗,基因医疗以及人工智能将催生一批革命性的创新药。如支撑创新的政策要素不到位,我国将失去与世界接轨和同步发展的良好机会。

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将在2021年正式出台,在药品专项5年发展计划中,鼓励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将是支持我国经济增长以创新和科技驱动的重要手段。在美国,80年代初生物科技产业链崛起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旧金山湾区和东部的波士顿地区,生物科技的是依托几个因素形成了很好的生态体系。

影响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生态体系的几个因素:

第一,高校、研究所和初创企业的科研和开发平台,以及从事药物研究的科学家和研究者;

第二,专业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

第三、通过大学/科研机构的转化平台、初创企业以及大药企对于研究成果的有利转化;

第四,政府政策支持包括对专利保护、药品监管,准入和价格政策;

第五:吸引高端人才,包括科研、药物开发/临床、注册、商业化、技术专利等各个方面,所以产生了一批像Amgen,Biogen,Genetech,Gilead等一批优秀的生物科技公司。

我们认为我国生物科技行业发展需要顶层政策设计,顶层设计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我国生物科技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大部分生物科技企业相对集中在江苏、上海、北京和浙江,其余的分散形式明显,并未形成完善的生态体系和完整产业链。与高校科研单位建立的产学研的生物科技的协同发展关系相对脱节,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不高。

第二,尽管国家出台不同支持生物科技创新的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很重视,但我国创新药发展策略和路径缺少顶层设计和具体支撑创新的措施。

例如,在国家药品谈判以降价为主导下,在进口药品大幅降价的趋势下,刚刚起步的国产生物药很快失去价格优势和纳入医保机会。

中国创新药的起步和发展模式不同于美国。美国早期的创新药发展是在创新资本的投入,成果转化与上市,价格政策和市场回报有相对稳定和政策可预测的环境下发展起来。而美国的仿制药突飞猛进是在80年代后受益于一批重磅药品专利的到期,优惠仿制政策和老龄化等因素。相反,我国医药企业是先从仿制药发展起来,创新药基础很薄弱,这就决定创   新药起步不但面临进口创新药的商业竞争和价格压力,同时面临国产仿制药的竞争。

因此,从仿制走向创新的过渡阶段,顶层政策设计如能明确如何为创新埋单,对增强企业持续创新、投资者的长期信心,促进国产创新药的健康发展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行业不断呼吁我国生物药发展需要构建协同创新的成熟生态体系,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一起共同努力。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和主管医药的国家药监局,卫健委和医保局可以有更多互动,共同讨论如何构建国家药物创新技术和原始创新生态体系。但进展比较缓慢。因此,逐步建成了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的基础研究的创新源头,以创新企业为主体的进一步研发转化、开发和商业化平台,上中下游紧密结合、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网格化创新体系,有了顶层设计,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显著提升,中国才能大步走向医药强国。

第三,在加强和理顺药品全生命周期价格和费用管理的同时,提高医保和卫生等相关政策的可预测性将是至关重要。

新医保政策思路对今后规范医保政策和纳入医保的药品创新程度都提出更高的要求。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从新药的动态医保目录谈判,成熟药品的国家药品集采到医院终端DRGs费用管理等, 已经传递了清晰的医保管理趋势。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将缩短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等待时间。承诺医保采购合同 (新药谈判和药品集采),确保企业提前生产计划和药品供应。取消地方医保目录调整权限,“国家集采”取代“省级招采“都体现了国家医保局力争整合我国医药大国规模效益与药品企业进行“以价换量”的谈判。

新医保政策倒逼创新,促进药品行业转型升级是政策大趋势,中国仿制药必须向科技创新领域转型,因此,相关创新驱动的系列政策也应保持一定的可预测性和持续稳定。

观点3,我国生物科技企业的创新思维和企业定位需要明确,发挥中国特点,追赶世界创新

我国未来的生物科技的竞争将是研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的两大竞争,在当今生物科技发展迅猛,药品快速更新迭代的时代,从长远发展来讲,新兴技术的研发能力的竞争将变得更为重要,也更具有挑战性。我们认为,未来生物科技企业的竞争,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新药研发领域和研发能力的提升。

中国真正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品很难在短时间内以指数级增长,专利许可和me-too创新仍然会是主要模式。

我们认为,要获得创新的长期源动力,追赶世界创新,我国生物科技发展需要时间和积累,除了继续依靠“模仿, 引进”和“快步跟随”,现在更需要从创新源头上开始投入。美国的生物科技在70年代底和80年代初开始发展,真正重磅级的药品的成功商业化是在15-20年之后。几个有代表性的重磅生物药品包括依那西普(商品名:恩利,Enbrel),全球第一个在1998年获批用于中重度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治疗的TNF-a抑制剂, 罗氏三大王牌制剂美罗华、赫赛汀和安维汀(早期属于基因泰克公司)。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值和员工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也是在这个阶段。

不久前引发行业热点讨论是我国本土创新药企如何逐步避开拥挤的赛道,研发药品过于集中热门领域,比如CAR-T和PD-1/L1。这次新冠病毒的突发,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进一步反思国产创新药研发方向。当全社会的关注点聚焦在寻找有效药物时,我们意识到多年来新药研发主要是集中在慢病和癌症等重大疾病,但对冷门领域,传染性疾病如慢性乙型、艾滋病,新型病毒和疫苗,以及中国高发的慢病药品研发和投入不够。在以上领域,国产创新药基本接近空白或全部仿制为主。

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抗病毒药物研发。目前在抗病毒领域长远布局包括研发企业和研发管线还很不足,歌礼制药和前沿生物药业是屈指可数的少数生物科技企业。歌礼制药是在抗病毒药领域耕耘多年的生物科技企业,目前抗病毒唯一一个“中国新药”,ASC09复方片和已上市的口服戈诺卫®联合利托那韦治疗新冠肺炎也分别进入IIT临床实验。期待通过临床试验积极探索HIV和直接抗病毒丙肝药物在治愈新冠病毒肺炎上取得疗效 (由于它们的靶标是相关和相似的,目前已取得初步效果)。同时,中国创新药企前沿生物药业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针对抗2019-nCoV新药开发达成项目合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疫情对医药行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虽然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和2003年SARS类似,在得到控制后平息,但针对相关病毒的研究、临床和药物研发不应该因为疫情的结束而停止。多位国际国内专家提出下一步研发方向应该是基于抗菌药物和抗病毒药物的现有特征,开展优化临床实验设计。

从长远目标来说,不断立足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抗击疫情才是正道, 但光靠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和各界都需要努力。多年来抗击冠状病毒药物研发面临的现实尴尬局面是因为缺少成熟的商业模式。因此,在政策层面上如何鼓励国产药企研发抗病毒药物,我们需要探索全新的公共卫生领域用药和研发合作模式,即PPP的模式。我们期待作为经历2次病毒重创的医药大国,中国企业不但在抗新冠病毒药物研发上,更要在药物的研发投入模式上闯出中国自己的创新之路,为全球在抗击新冠病毒上带来中国经验,其意义重大。

另外,在提升研发能力上,中国在逐步进步,但与国际还有很大的距离。国人对国产药品质量不够信任的观念,有历史原因需要逐步改变。同时观念的改变也要求本土创新企业在药品的创新程度、临床试验、药品质量管理体系、不良反应的监测、生产环节等方面下更大的工夫。此外,与国际大药企在研发和商业化领域的合作,可以提高研发创新程度和成功商业化,百济和信达就是很好与外部合作的典范。此外,有些企业已经开始两条腿走路,在引进专利许可药品的同时也开始自主研发药品。

第二关于商业化能力的提升。

当前注册的生物科技公司不计其数,相信经历了一段发展,有些会脱颖而出,而有的则折戟沉沙。商业化能力、药品临床价值、学术推广、临床影响力、商业策略、政府关系、市场准入等都决定企业是否可持续发展。例如,当前国内单抗药物竞争激烈,有着优秀产品线储备、临床研究、学术推广能力强的优质企业,已经取得先发优势的无疑也将有望在竞争中快速跑出,未来表现值得期待。

在商业化能力上,医保准入是关键和前提。经历了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市场已清楚地认识到,国产创新药要成功,必须同时拥有临床和价格优势。因此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如能利用我国临床特殊优势,拥有本土生产基地优势,通过管理模式创新,做到研发成本最小化,将有助降低创新药的成本。另外,在推动和影响政策上,目前国产生物科技企业还没有形成高效的独立行业联盟,如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有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能积极与相关监管部门沟通,抱团共赢需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平台。

第三关于企业对各自发展定位的评估。

是否每个中国的Biotech 都要成为Big Pharma大药企, 面面俱到,五项全能?80年代初美国生物科技企业发展也是从初创公司起步,但真正独立全面发展只是少数,如Amgen , Biogen和Gilead。其他大部分是被其它发展更快的生物科技企业或传统大药企收购,成为其中旗下子公司或研发部门。

如罗氏在2009年买下Genentech, Sanofi Aventis 在2010年买下Genzyme。美国生物科技公司经过几十年发展的历程,今天已经形成了很好的Big Pharma 和Biotech 的协同合作和发展,其分工明确,价值链完善。

过去的20-30年以来,美国发生在传统化药和生物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和并购非常频繁,合作可以利用各自药物研究和早期开发(Resaerch and Early Stage Development)、后期开发和商业化 (Late Stage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lization)的优势,形成很高效的整体生物科技产业链。

我国生物科技企业急需明确发展定位,龙头生物科技企业需强化商业化人才和团队建设,实现从注册、生产、准入、销售等全商业化环节的能力覆盖,同时为中小型创新企业产品商业化外包提供选择,2018年来一批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将有望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并逐步在主要专业领域发展成为龙头企业。同时,创新生物科技企业需专业化研究能力和研发团队,强化与科研机构、院校的合作能力。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放缓和融资的收紧,资本会专注更高质量的产品管线和商业化能力评估,相应获得资金的企业数量也会减少。探索一条可行的中国Biotech与 Big Pharma共同合作模式是否值得讨论。现阶段挑战是生物科技目前还没有足够创新的产品以引起让国际大药企的兴趣,估值又让国内药企望而却步。但经过一段发展和百舸争流,未来几年这种并购和战略合作趋势一定会出现。

本文经授权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亿欧立场。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行业观察资本生物科技研发管线商业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