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微信
金融
作者:赵继成频道
2020-10-27 16:56
[亿欧导读]

数字技术推动普惠性增长。

消费金融

题图来自“收费图库”

全文3900字,读完约需要3分钟。

01

 “嫌贫爱富”的金融

金融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还真不好简单回答。

公元前2800年,人类出现了现存最古老的刻在泥板上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中规定,商人若以谷物放贷,每1库鲁谷物可收取60卡谷物为利息。如果商人违反规定,收取的利息超过了1库鲁谷物允许获得的60卡谷物……则商人应丧失其所贷付之物。

从这个条款可以看出,打击高利贷这件事真的是绵延已久。

时间过去了几千年,人类来到了工业革命的前夜,一代文豪莎士比亚在他著名戏剧《威尼斯商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宽厚为怀,犹太人夏洛克放高利贷唯利是图,最后鲍西亚要求夏洛克剥去安东尼奥任何一磅肉,但不允许留下一滴血,巧妙地挽救了安东尼奥的生命。

从莎士比亚的态度可以反映出,当时整个欧洲虽然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远洋贸易逐渐繁盛,但人们依然对利息、对金融行为抱有强烈的反感

再往后,近代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的爆发,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其实是离不开金融的作用的。贯穿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建设,背后更是离不了金融的力量。但金融似乎始终摆脱不了贪婪、嫌贫爱富、唯利是图的名声

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因为在历史上,金融主要服务富人和有权势的人,这未必全是因为歧视,而是因为向穷人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通常无利可图,难以监控、风险高且规模小,导致贷款人的预期回报较低;也没有信息化的手段帮助识别穷人的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无法识别好的金融和坏的金融,金融就成了嫌贫爱富的代表。世界银行估算,2014年仍有约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在前不久的上海外滩大会上说,“金融过去几百年来,最重要的是两个挑战,一是不够普惠,二是不够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很多年以来,都是没有根没有魂的行业。许多金融从业者从来不讲金融的理想是什么,似乎这个行业没有理想。”

02

 

数字技术让普惠成为可能

但本不该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说,金融不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离不开金融,而金融也应当服务于社会,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创新,通过捕捉金融的力量去为整个社会的福利服务。

那么,如何改变金融?一方面当然是观念、制度的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更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其实是数字技术。

在罗汉堂最近出版的《新普惠经济——数字技术如何推动普惠性增长》一书中,专门介绍了数字技术如何让金融变得易获得、可负担、可持续、更普惠。

数据显示,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领先世界,在多达 12.5 亿的互联网用户中,绝大多数都使用移动支付和免费的个人转账业务。用户仅需支付 0.6%的手续费,这属于全球最低水平。

基于丰富的信息和人工智能算法,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实时准确评估风险,其欺诈损失率远低于传统的银行卡。成千上万的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能够享有获得无抵押贷款的机会。在过去的三年内,蚂蚁金服通过创新的“310”模式(3 分钟申请贷款、1 秒钟审核放款、0 次人工干预),向 800 多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无抵押小额贷款。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在中国迅速发展,涵盖了支付、贷款、财富管理和保险等。研究发现,2011 年,除个别发达省份外,中国多数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仍较低,此后,绝大多数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起来。到 2017 年,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继续缩小。

数字技术之所以可以让金融变得更普惠,与数字技术本身的特点有关系。数字金融建立于数字个人身份证和相关信息基础上,以极低的可变成本处理和生成大量数字信息,这些信息用于金融活动中,突破了过去信息不对称、监控成本和交易成本高的限制。信息成了抵押物,既便宜又安全,使金融服务向着普惠、可负担、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比如,小微企业要借款,在传统金融模式下是非常困难的,主要依靠亲戚朋友筹款。但在淘宝平台上,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风险评估,数百万初创企业不需要抵押就能获得金融服务,且违约率低,数字信贷已经成为电子商务从业者主要融资来源。

央行行长易纲曾表示,数字金融具备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在普惠金融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03

 

受益的不仅仅是金融

数字技术带来的普惠性增长,受益的不仅仅是金融场景。

这个国庆长假,我去了一趟福建漳州的农村,与路边一个摆茶叶摊的老板交流,她是一位地道的农民,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北京。她说,“那么远,我还没去过,但很多北京人通过电商买我们家的茶叶,每个月我都会固定给住在北京南二环的一位顾客寄茶叶,已经好几年了,他就喜欢我们家的茶叶。”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如今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民、农村妇女也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将自己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一个在家经营电商的农民的收入未必比一线城市白领的收入低;数字化平台还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电商装修师、直播带货主播、微商、播客、UP主……这是一种就业机会上的普惠;

数字化的教育帮助许多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人们也能够接受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技能,中国近 99% 的贫困县都可以看到淘宝的网上课程,每年有 3 000 门不同的预录课程和 2 万多门直播课程……

在教育、健康、就业、环保等各种领域,数字化技术都大大拉平了地域的鸿沟、收入的鸿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让人们的发展机会、赚钱机会、提升机会越来越普惠。

《新普惠经济》一书中说,信息领域有三大挑战:搜寻并匹配供需双方,确保描述一致,以及建立信任。而数字技术的优势,就是以极低的门槛和技能要求,打破地域局限,提升搜寻和匹配效率,快速建立连接,提升执行力,实现信任和决策。

陈龙教授总结为“连接、信任和决策的数字化”。连接的数字化打破了传统的“引力模型”,使交易距离扩大。比如一个实体商家只能服务周围10平方公里的用户,现在阿里巴巴在线购物平台上买卖双方的平均距离接近1000公里;在线教育能够提升普惠也是同样的道理。

信任的数字化,基于数据和数字技术的协调与合作,可以快速对信用做出识别,提升金融效率,降低风险。尤其是随着人们在电商、社交媒体及线上线下实体经济场景中积累了越来越丰富、多维的交易数据等信息,这些数据和信息与数字技术的识别、算法相结合,反哺金融,提升了金融的辨别能力,使金融更聪明、更普惠。

决策的数字化是指基于多维度的数据,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辅助人类做出更好更聪明的决策,进而改进既有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效率。比如商家通过一些数字化工具,更好的进行供给端决策和柔性化生产,提升效率,降低冗余。

这些因素的叠加就是普惠性增长——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人群有机会获得和提供产品与服务,地区、性别、收入和年龄之间的创业差距缩小,金融变得更普惠、更公平。

04

 

普及数字技术的中国经验

但话说回来,数字技术并非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像在中国一样攻城略地,普及率这么高。

《新普惠经济》一书中披露了一组数据,2011年,中国和美国的移动支付总额分别为150亿美元和83亿美元,但到了2017年,中国的移动支付总额已经增长至22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00多倍。

陈龙教授在外滩大会上说,在中国参加金融科技类的大会和在欧美参加金融科技类的大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欧美国家谈科技金融更多谈区块链,谈未来要怎么怎么做,而在中国,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数字化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移动数字化的生活,科技金融已经走到了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具体的位置。所以人们谈的不仅仅是未来怎么样,而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并且正在实践的东西。

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在数字化应用上弯道超车,走得更快?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一是后发优势。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飞速发展的这20年,恰恰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的20年,而中国的发展恰恰与这个技术更新的周期重叠。

二是路径依赖的阻力不大。在中国,拥有信用卡的人群本来就不多,所以人们拥抱移动支付的阻力也就很小,这和美国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当许多人已经习惯了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就觉得没必要再用移动支付了。

三是与原有的经济结构有关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在许多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牌照方面。许多创业者要竞争,就要寻找一个差异化的赛道来进入,而互联网新技术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创业机会。所以我们看到,20年前许多海归回国创业,都选择了做互联网。

除了这三点,在罗汉堂出版的《新普惠经济》一书中,还介绍了三条数字化技术在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低技能门槛和低成本,充分的制度建设,将本地数字生态系统融入更广阔的跨区域市场。

研究发现,宽带成本水平和电子商务渗透率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中国在改善农村地区宽带接入方面投入了巨资,接入宽带的农村家庭比例从2010年的20%上升到了2017年的27%。低技能门槛和低成本数字技术,有效提升了数字化水平和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

数字化技术的提升,每一步都需要特定技术解决方案和相应的市场机制,也就是制度建设。比如支付宝的担保支付方式,解决了对支付和产品交付的不信任问题,电子商务才开始快速发展。而政府对移动支付在监控和提供指导的同时,并没有阻断,这为数字支付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

中国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领域的领导者,还与近14亿庞大人口规模,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业基地的地位紧密相关。这带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创造更大的统一的市场,要发展跨境贸易、跨区域市场。

科技作家吴军博士在《全球科技通史》一书中说,俯瞰人类科技文明发展史,会发现,“历史总在重演,科技永远向前。”但面对“永远向前”的科技,人类最初总是会感到由未知带来的迷惘,甚至恐惧,面对数字技术同样如此——如何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如何掌握有效利用数字技术的方法,推动普惠性发展?这都是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也证明了罗汉堂这样的机构进行深入研究的价值所在。




本文经授权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亿欧立场。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