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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作者:林怡龄
编辑:刘聪 2021-04-15 11:31
[亿欧导读]

发展势不可挡的情况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医药创新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药

题图来自“公开图片”

2020年,中国创新药的明星“代表”——四大国产pd-1总共卖出了近90亿元;在这一年里,中国一共批准了14款创新药,其中有10个国产1类新药。而在全球医药研发投入100强里,中国药企占到了7个席位…… 

诚然,中国医药产业迈入了创新药黄金发展期已经是业内公认的事实,但在发展势不可挡的情况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医药创新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2020年FDA批准的新药中,就有21款first-in-class的创新药,占比达到40%,数量仍是中国的两倍。与此同时,中国医药行业的创新生态,包括基础科学研究、支付体系等依旧还不完善。 

围绕着当前中国创新药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突破口在哪等问题,在近日召开的2021中国医药创新100峰会上,专家学者、企业领袖等均各抒己见,并对未来十年创新药的发展做出了展望。

创新药发展掣肘:科研成果转化、监管难题

2020年,中国数百家创新药企业贡献了10个国产1类新药上市。随着创新药的不断上市,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创新药发展已经来到了从仿创结合到自主创新的过渡阶段。 

但现实问题是,“中国的投资人更青睐已经验证的药物。如果美国或全球其他任何地方没有在研发的完全首创的创新药,在当前是很难获得投资。”在大会上,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前首席科学家徐增军如此说道。 

在他看来,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me-too将仍是是中国新药的主流。与此同时,徐增军也提出了要对创新有更全面的认知。他指出,创新药研发不只局限在全新靶点全新分子这一条狭窄的认知上,改进已有药物的“改良新”同样有其存在的价值。 

最好的例子便是默沙东的K药,尽管上市时间落后于BMS的O药,但“后来者”的K药却是PD-1领域里的“me better”。2020年,K药的销售额已经直逼150亿美元。而O药则接近70亿美元,不到K药销售额的一半。 

“我一直在讲me-too没有问题,me-too也可以是创新。”徐增军表示,“对医药创新而言me-too是创新积累的过程,众多me-too可以帮助提高对创新的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follow up,根据我们国家患者的状况、遇到的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药,这就是创新。” 

百济神州总裁吴晓滨也指出,me too和me better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真正解决临床需求,比如将肿瘤的ORR大幅提升等。 

而伴随着中国创新药发展进入2.0时代,徐增军认为,创新来到了一个真正困难的阶段。“之前,新药早期研究的困难更多集中在实验室里,而现在,挑战更多是在后期开发能力上。如何把自己的药做成,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挑战。” 

据他观察,在很多新药研究上,很多人认为做几个实验就可以直接进入临床,实则并非如此。他坦言,现在很多早期研发都只是在follow CDE的要求,而把太多的风险留到了临床开发上。“这么做,是对病人不负责,也是对投资人的不负责。”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沈竞康则给出了一个数据。他表示,历经数年发展,尽管技术不断进步,但到目前为止,新药临床的成功率依然停留在7.9% 。 

近些年,产业内也一直频繁地提出在实现新药开发的“中美同步”。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坦言,时间上的延迟对新药研发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随着创新愈发前沿、更多企业追求First- in- class,风险也愈大,此时,国内外同步研发,海外市场的回报会投入企业创新研发,从而形成一个闭环,可以有效分担新药研发的风险。 

张连山进一步指出,中国企业要做First in class,就需要同时考虑海内外政策,以及要要分析西方与中国的共性与差异,找到海外开发的差异化。“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咨询公司的帮助,立项过程中的标准化流程也要严格遵守,减少盲目性。” 

随着中国创新不断向前发展,技术学科是否有机会走到产学研高度结合的问题也成了业内人士热议的话题。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指出,以美国波士顿为例,有很多大学都有产学研业务,政府也非常支持。“很多从大学里面研发出来的东西很快就能到实验室,然后VC就跟上了,建立Biotech,大的药企则在后续等着(收购/合并),这个生态是很有意思的。” 

而对于中国来说,吴晓滨则坦言,这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透露现在已经有很多基金介入到了非常早期的阶段,有的甚至到了大学实验室、研究所的实验室。

不过,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是,当下新药的学术研究和产业转化之间,依然存在着一条“鸿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将这条“鸿沟”称之为“死亡谷”。 

他表示,要理性认识学术,要了解产业转化的难处。“著名期刊Nature显示大量生物医学实验,不具重现性。这些研究论文里,有80%的实验结果并不能重现,每年浪费280亿美元,增加研发成本。”他希望企业家要有清醒的认识,“拿到一个分子就要变成一个药,百分之百抱‘金娃娃’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E药经理人首席研究员陈怡则坦言,今天,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实质上仍是跟随性研究。从这一点来说,大规模的源头创新和科研仍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科研人员的绩效评估、科研利益成果转化等,目前还是比较大的问题。反观美国,在基础研究层面已经形成了厂区和基金很好地对接。”

此外,从研发到成药的过程中,创新药发展也避不开监管认可的关口。徐增军指出,中国创新药已经走向全球创新。全球申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碰到监管的问题。针对该问题,他坦言这很大程度上需要企业的不断提高。“只有药企真正理解了其中逻辑,究竟能不能获得监管同意这个问题可能才会有更好地答案。” 

而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罗永章看来,中国药监局目前仅有600人左右,应该至少扩大8倍至5000人,才能满足中国药品审批的需求。除此之外,他还建议恢复CFDA,并为此提交了政协提案进行呼吁。他认为,CFDA应该独立运行,强化职能。同时,审评员的专业水平需要尽快大幅提升,只有如此才能跟得上审评创新项目的要求。 

张连山亦表示,中美之间监管政策已经接轨,但还是有差距。首先就是时间上的差距。他建议,如果想要缩短差距,就要从监管机构的人力层面去考虑,而这不仅体现在人数上,还体现在能力上。 

下一个十年,会是什么样? 

对于当前创新药发展面临的难题,专家学者、企业领袖们则有着各自的期望。但总结而言,基础研究的突破,人才和支付体系改革是最为关键的三个突破口。

罗永章认为,“我们国家以往以SCI的影响因子做导向的功能已经完成了,我觉得国家不应该再以SCI论英雄,而应该以0~1的突破,概念的突破,理论的突破、技术的突破来评价。重大基础研究,也不应该只是以发表文章作为出口,虽然它的确对科研训练有好处。”

在罗永章看来,从基础研究层面来看,未来5到10年,健康长寿、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帕金森病等几大领域将会取得重大突破,10到20年会有药物上的突破,而且大概率都是由中国人创造的。但目前很多企业并未在这个领域布局。

加思科董事长兼CEO王印祥则认为关键是人才,特别是涉及到基础研究的人才,或者是相关的人才都非常重要。

而当产品来到商业化阶段,支付体系便是一个关键。在中国医药市场里,存在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并非好药就能换回广阔市场。销售能力成为了诸多创新药企,尤其是Biotech的软肋。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医疗健康分析师陈竹曾在接受亿欧大健康采访时坦言,在未来几年,重研发轻销售在未来几年将会暴露非常大的短板。 

“美国目前也在做保险支付体系方面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如何去设计一个体系,既能给创新药足够的发展空间,又没有太大的财政负担压力。回看中国的一系列改革,包括集采、医保谈判等,大家都在试错,但如果不试错,不解决这个问题,未来产品商业化就很难成功。”康宁杰瑞创始人徐霆说道。 

回顾过往十年,在不少创新药企业领袖看来,如今的医药行业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回国创业的徐霆,当时面临的最困难的事情便是资金,创新药的投入吓跑了不少投资人。现在,他表示生物医药在未来五年十年都还是令人期待的。 

“材料、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包括多组学都已进入生物制药行业。未来十年这个行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会有很多机会。”他说,“我觉得十年之内,大多数肿瘤都会变成可控的疾病。”而在王印祥看来,目前创新药针对的一些靶点都是几十年前发现的,大量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转化的临床应用。他预计,未来几年,将会出现一个井喷式的成果转化。

沈竞康则表示,在政策层面,基于其20多年的经验和感受,所有的政策都源于创新实践。他坦言:“我们的创新做的越好,政策就越有可能往前进。政策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

放眼未来10年产业的发展,刘昌孝在大会上称:“未来的10年,中国将会迎来医药行业创新丰收的10年,将会诞生10-15家国内创新龙头企业、走向世界的企业,中国真正走进世界第二梯队。” 

但他也指出“必须转型”。他表示,大型药企单打独斗的概念将不复“存在”,需要发挥优势联合多方力量,形成产业和商业旗舰;其次,药企收入将不再仅仅依赖于药品“销售”;最后企业进行紧密合作将获得更多更大的发展机遇。  

而转型是基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刘昌孝预计,中国医药行业未来将会有以下的发展趋势:随着市场信息透明化提升,热门药物将获得高度关注;数据引导新药成本渐渐降低,导致研发竞争;新药市场独占期缩短,面临着同类新药和仿制药的激烈竞争;断定新药开发风险加剧,投资回报更难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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