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全球化时代,中国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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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瞭望》
慕峰
2019-07-23 · 07:05
[ 亿欧导读 ] 从GATT到WTO,全球化从“维持微妙平衡”的温和阶段进入超级阶段,这一过程中各国发展路径各不相同。回顾战后全球化进程,剖析美国在这一进程中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化,保持战略定力,并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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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实现了在中国的深入布局:苹果的手机、电脑、平板等各类产品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沃尔玛开设众多超市、百货店,日常购物时屡见不鲜;麦当劳、肯德基更是伴随着我们成长。而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更多是用“走出去”、“出海”来形容。

在当今深度全球化时期,中国企业如何“破局”,开拓国际合作新思路,真正实现全球化发展,已成为当前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文章首先剖析美国、德国在战后全球化进程中的得失,而后指出中国在深度全球化浪潮中应当如何应对。

本文转载自《瞭望》,作者慕峰,以下是亿欧智库为您带来的精选内容:


尽管存在逆全球化风潮,今天的世界仍处于深度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国际经贸体系,这一体系曾给全人类共同发展带来希望,也给部分人群带来冲击。回顾战后全球化进程,剖析美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化,保持战略定力,并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

GATT——温和全球化下的“微妙平衡”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将二战后的全球化分成两个阶段,一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关贸总协定(GATT)的阶段,二是世贸组织(WTO)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战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保证了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目标,如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公平分配、社会保险及国家福利等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罗德里克将此阶段称为“温和的全球化”。以GATT为标志的贸易多边主义形成,通过几轮多边贸易谈判,废除了大部分源自1930年代的进口限制,降低了关税。1948~1990年间,世界贸易量年均增长7%,无论富国还是穷国的增速都超过以往。

但GATT并未追求完全的全球化。某些贸易方面的限制虽然解除或减弱了,工业国之间的大多数工业制造品贸易也逐步开放,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世界贸易在多边协议之外进行,或者受到条约例外规则的保护,涵盖农业、保险、银行、建筑、公用事业服务等领域。在美国压力下,1990年代还曾流行自愿出口限制,主要表现为日本限制本国汽车、钢铁及其他工业制品出口。

罗德里克认为,除发展中国家外,发达工业国在GATT阶段也有相当多的“空子”可钻,包括利用反倾销保护本国产业等。而且,GATT阶段的全球贸易裁判规则还导致强制执行难以实施,因为在就具体贸易案件提请GATT专家小组裁决后,即便专家小组认为申请国(原告)有理进而通过了小组报告,实际执行裁决仍需GATT所有成员(包括作为被告的被申请国)一致通过该报告才行。很显然,被告方可以否决对自己不利的裁决。

因此,总体上GATT更多是一个贸易协商机制,而非一个类似于主权国家内部的贸易立法及裁判机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鲁杰认为,GATT的“多边主义建立在国内干预的基础之上”。在GATT阶段,各国可根据自己独特的企业治理、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商业利益和政府关系以及国家福利制度,来建立自己的经济制度。

就发达国家而言,罗德里克认为,虽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瑞典和日本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但支持这些市场的社会上层建筑却大不相同。美国是自由市场,德国采纳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北欧是福利社会,法国是以“指导性计划”和大量监管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日本则保持传统,有大量监管和贸易保护。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他国贸易政策无法直接干涉本国,因此后发国家通过一系列工业政策实现了经济转型,减少了对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的依赖,还有不少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GATT没有以贸易最大化为目标,它实现了让各国在符合自己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罗德里克认为,贸易只有在没有对国内社会制度、分配偏好和价值观造成威胁时,才是自由的。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妥协之下,无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才实现了经济发展与劳工权益、社会福利以及环境保护等其他社会关键目标之间的平衡。

WTO——超级全球化利弊

在里根-撒切尔自由主义革命之后,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逐渐成为主导,至“华盛顿共识”提出,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广泛流行。罗德里克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对市场力量过分乐观,它们认为政府是市场发展的阻碍,必须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到最低程度。

1990年代前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到来,世界贸易组织(WTO)诞生标志着另一类型全球化的开始。

罗德里克将WTO阶段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与GATT的规则不同,WTO要求国内经济管理要服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要求,实现国际商品和市场(劳动力除外)的一体化。

其中非常关键的变革是WTO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专家小组裁决之后新设上诉程序,上诉裁决的结果原则上不可推翻,除非所有成员一致同意才能推翻。这一规则导致WTO的裁决迫使各成员的内部政策必须适应全球化要求,包括美国都被迫改变自己的税收和环保方面政策。以往各成员内部用以平衡各方利益的劳工、环保和税收政策,在WTO项下都成了需要被打破的贸易壁垒。一个以全球贸易以及全球贸易背后的全球金融利益为最优先的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对此后的全球经贸快速发展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全球化深度推进,将扩大贸易和经济效率置于最优先取向,一些接受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国家开始面临贫富差距的挑战,部分过往支持全球化的知名经济学家也开始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承认,自己未能意识到全球化可能带来分配不公的严重性;担任过克林顿政府时期财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默斯,曾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后来也认识到:“那些无国界的精英们只关心他们的公司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以及他们自己的腰包是否随之鼓了起来,他们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

更为关键的是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凯恩斯曾主张,政府应将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放在全球经济发展之前。这正是布雷顿森林公约拟定者所达成的共识,当然这也成为后来新自由主义攻击全球化不够全面和深入的靶点。在各国逐渐打开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加。

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来看,全球资本的跨境流动有利于资本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但事实上的后果,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完全自由流动的资本不但威胁金融稳定,还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平衡,也就是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之间的平衡。1980年代末,经合组织起初认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并无不同,决定要推动资本的全面流动,并将其纳入《资本流动自由法典》的修订版中,废除资本管制从而成为加入经合组织的一个先决条件。1994~2000年间,6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加入该组织并开放了资本账户,其中墨西哥和韩国加入不久就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

乔治·索罗斯在他的《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说:“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过去作为福利国家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此外,虽然“全球竞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但全球化不利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是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保护;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

“二是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为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产生冲突。”

“三是全球金融市场容易遭受危机。”

在索罗斯看来:“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的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正。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

罗德里克认为一国难以“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这一观点深刻预见到了美国今天正面临的困境:当美国在主导“超级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资本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资不足从而使本土就业岗位流失、对中下层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时,中下层通过选票民主开始反弹,最终将激进的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

全球化时代深思产业兴替

中国在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之后,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全球化之路十分坎坷,并非如最近几年曾流行的一种说法,即美国在全球化中受损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

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进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包括产业整合、职工下岗等。也因此,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十分注重改革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家,都仍然需要坚持“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共识。

中国在加入全球化进程后,外贸依存度也一度相当之高,国民通过辛苦劳动艰难地赚取美元,推动了工业化起步前行。和有类似发展经历的日本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在1980年代就已占据过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中国的产业当前多数仍处于产业链中下游。

吸取他国教训,中国的金融政策应更为稳健,避免出现国内资金快速向能短期获利的资产聚集,进而对中低端外贸产业构成巨大挤压的情况。如果通过中低端外贸辛苦赚来的收益变成国内信用宽松的基础,而国内信用宽松会引发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又反过来影响了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房地产、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等,这将使利润率本就不高的中低端外贸产业进一步丧失产业升级的机会,甚至被迫大量退出市场。

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外贸强国。如果境内资产泡沫膨胀,生产要素价格继续上升,中低端外贸产品会逐渐被其他后发国家所替代。而美国在政策取向上正极力摆脱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依赖,试图通过扶持其他小国替代生产,继续维持美国本土的信贷福利体系。

近年来,国内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每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此类观点深受美国前些年一些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但美国主动去工业化,依靠信贷消费维持经济发展的恶果如今已摆在眼前,况且中国并没有复制美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在这方面德国坚持制造业基础地位的策略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今天,人们更加重视高科技企业。但从美国的教训以及德国的经验来看,我们应当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么“高科技”的制造业企业,要让市场而非市长来识别它们,决定它们的去留。不能期望将普通制造业赶走,就必然能换来“高科技”。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路径依赖,期待抹掉一个地区的产业历史去实现转型不一定现实。

而且,一些看似落后的产业,也不意味着就丧失了升级进步的空间,通过这些行业的企业家的探索,仍然可以实现产业升级。美国的康宁公司以玻璃制造为主业,1955年就位列美国500强第209位,至今也仍在这个榜单上。很难说玻璃这个行业是高科技产业,但如果没有康宁,苹果手机无法生产出来。《财富》500强榜单上有非常多这样的传统行业的“常青树”,正是它们的点滴积累,成就了今天各种经济进步。

因此,当科技进步带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变化时,应尽可能让劳动力去匹配新的岗位,对制造业流程实施再造的同时虑及就业契合度,特别是要考虑广阔腹地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的就业需求。

事实上,在深度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都面临如何抵御全球化冲击、保障内部就业以及实现其他社会公共目标的问题。对像美国上层精英那样漠视自己的员工、只顾及高层短期收益的行业、企业和企业家,理应在制度设计上进行约束。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就业问题尤其重要。

国内有一些观点认为,新兴行业自由竞争,哪怕过程中有大量资源浪费,竞争胜出者也能够引领未来,总体上会得大于失。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其无视了个别行业短期内资本过度集中导致的对其他行业的长远冲击。过去十年,多少本该在芯片行业奋斗的学子,因为资本补贴下的优厚薪酬而转投互联网企业,导致芯片行业人才缺口扩大,短期内难以补充。而那些所谓优厚的薪酬,也只是一时。这方面,美国模式下富裕的硅谷、华尔街和大量中下层民众的尖锐对立殷鉴不远。

还要考虑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教育竞争的激烈,说到底是因为只有个别行业才能提供丰厚的薪酬,而这些行业吸纳就业有限,决定了竞争会日趋激烈。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矛盾,最终的关注点还是在产业和就业。当前,中国实业类企业大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意味着这些产业仍有较大薪酬上升空间,在此时简单丢弃,就如同放弃大海去追求河流,有失全面。如何将教育目标与就业目标进行更科学、合理的匹配,有赖于我们今后对制造业如何定位。

此外,当中国的制造业逐步迈向高端,其影响不可避免会外溢。美国众多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利益,必须以美国继续维持其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为前提。在中低端已逐渐外包的情况下,只有高端产业才能支撑起美国经济继续运转,配合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使其他外贸国家辛苦挣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进行投资。如果这一美元回流进程被打破,不但美国中下层的信贷福利制度无法维系,中上层的利益也会受到冲击。

这就不难解释,美国为何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真正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击和遏制。在美国政府实施这一行动问题上,民粹主义或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美国本土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治,这样的情形难以改变。

全球治理正面临巨大挑战,尤其在欧美民粹主义风潮下,大国之间要在短期达成一致极为困难。此时,更应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种种问题的根源有深刻认识,并在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公共目标和对外经贸政策上保持足够的定力。要以美德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的做法和后果为镜鉴,实质性推进国内金融改革,抑制资产泡沫,坚持以实业发展为根基,将信息化与制造业升级充分结合起来,最终实现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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