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92:国货涌动到外资涌现的北京商业丨外商投资研究

亿欧智库 > 智库观点 > 1949-1992:国货涌动到外资涌现的北京商业丨外商投资研究

零售综合
赢商网
孔德孟/李琳
2019-10-24 · 09:50
[ 亿欧导读 ] 北京商业的变迁过程有其独特性和唯一性,这与它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其一直被视作中国商业发展的一面镜子。
关联报告
北京CBD 建外soho,北京,商业,计划经济,外资零售,亿欧智库 图片来自“亿欧网”

不论当前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市场运营的如何,但作为中国零售卖场的教科书,外商零售的进入确实给中国零售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近期亿欧智库发布的《2019全球市值250强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发展报告》中,全球市值250家跨国企业中零售占比较大,已有中国业务的跨国企业中零售行业以28家的数量排在第一,其次是医疗健康24家,金融18家。

本文为大家精选的是1949-1992年间北京的商业变迁历程,选自赢商网《70年城市商业变迁史•北京》系列文章中的两篇文章,共计9000字左右,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本文来自赢商网,作者孔德孟、李琳,经授权后转载,以下带来亿欧智库精选阅读:


1949-1978: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北京商业梦

北京商业的变迁过程有其独特性和唯一性,这与它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其一直被视作中国商业发展的一面镜子。

建国初期,因为私营工商业从业者对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充满迷茫,当时北京商业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根据北京商业部门统计,从建国至1950年4月15日,北京市私营商户新开业5963户,歇业3005户,但其中新增多是小户,且歇业者多是大户,还有不少商户缩减规模,此外,准备歇业的商户也有很多。

从1951年底开始,公私合营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人们熟知的全聚德、同仁堂等老字号企业许多都变成了国有企业,到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关于商人、资本、自由经济、消费者这些资本主义关键词成为了旧世界的记忆,这一阶段主要由计划经济下的国营商业为主,北京商业也正是从此背景下起步发展。

首都商业发展进程中的“最佳代言人”

作为新中国首都,那时北京的轻工业并不发达,商品供应长期得不到满足,商业发展百废待兴。

时任北京市商务局局长的彭城一直盘算着建一座地标性的国营商场。1952年8月26日,中贸部正式批准修建百货大楼的计划,并同意承担全部商场部分建设投资。从此,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建设便提上了议程。

1955年,新中国成立6周年,距离国庆节还有五天时间,京城商业圈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25日上午9点半,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货大楼举行了开幕典礼。仪式一结束,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入大楼,开业当天,顾客流量多达16.4万人次,人们的购买力十分惊人,当日销售额达到了30.9万元。

从这一年的国庆节起,百货大楼每年国庆节都会被如潮水般的客流包围,到百货大楼买生活用品成为了老北京人最为深刻的国庆记忆。

北京市百货大楼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建设,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也是当时计划经济年代下,唯一一家被批准,享有全国采购权的零售企业,不仅能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进货,甚至还能销售国外的进口商品,所以北京市百货大楼不光在北京,在全国都算得上是商品品类最全的商场,被称誉为“新中国第一店”。

北京市百货大楼因为商品齐全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购物的首选之地,外地人进京可以哪都不去玩,但一定得去百货大楼买点东西。那时,老北京人都流行一句话:“百货大楼买不到的东西,您哪儿也别去了”。

如果说北京市百货大楼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地标性的商业建筑,那么其营业员张秉贵则是这一时代百货从业人员的精神象征,他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一度被视为百货大楼的“代言人”,而所谓“一抓准”,就是指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一口清”则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

除此之外,张秉贵更为著名的是“一团火”精神,他永远用灿烂的微笑对待每一位从天南海北过来买糖果的顾客,他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要胸中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从张秉贵这句名言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百货业的特征:三尺柜台阻隔了顾客和销售员之间的感情交流。当时,中国的百货企业不仅仅负责商品流通,作为窗口单位,还担负着政府形象的责任,因此,张秉贵成为了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商业人才。

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开业,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首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据王府井集团老同志回忆,在百货大楼成立时,北京市政府号召了500余位北京零售行业年轻精英助力百货大楼经营,这些零售精英后来成为了百货大楼第一批商业骨干,而这也正是王府井集团传承北京商业基因的开始。

这座北京乃至全国知名的百货大楼的出现,为王府井商圈雏形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标志着首都商业正式进入到国营时代。

繁荣首都服务行业:上海名店集体迁京

王府井商业街上,有许多著名的京城老字号,这些老字号的发展历史中刻有着首都商业发展的时代印记,但论其根源,许多京城老字号其实是融入京城的“外地人”,而这一点,如今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

回到曾经的历史时间节点,在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他表示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而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为了改变北京服务业落后的面貌,周总理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服装业一共迁来鸿霞、造寸、万国、雷蒙、蓝天在内的21家服装店来支援北京。

后续,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服务业的名店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1956年6月5日,紫罗兰、湘铭、云裳、华新四家理发店抽调了大约68人,带着火车托运的烧水锅炉、美国进口的理发转椅以及一应理发用具来到北京,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的金鱼胡同开设了四联理发馆,意为四家联合。

四联理发馆迁来北京的,不仅是先进的理发设备、成熟的技艺和舒适的服务,同时还带来了南方人的细腻、时尚、优雅,四联理发馆很快受到首都各界人士欢迎。从那时起,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马连良、叶盛兰等,演员王晓棠、濮存昕,歌唱家王昆、李谷一、马玉涛等都是店里的常客,去“四联”理发也成了当时一种身份的象征。

在上海名店迁京的浪潮中,除了理发业迁京的“四联”外,照相业有“中国”和“国泰”两家,洗染业有“普兰德”和“中央”两家,也同乘一列火车,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北京。

据说,此前迁京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相馆,但负责“引店迁京”的北京市社会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在私下逛街时,无意中发现当地人极为称赞的中国照相馆,便把中国照相馆也加进名单中,上海市方面有些舍不得,但为了支援北京服务业,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了。

关于中国照相馆迁京后的位置,中央领导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选定:“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最终,中国照相馆落户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东方新天地的所在地,后来几经搬迁,落在了王府井大街180号的位置。

来京后的上海名店大多落在了王府井、前门、西四这样的繁华商业区,这些名店为当时的北京商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六十多年过去了,上海名店变成了京城老字号,当年援京的上海师傅们,服务了几代北京市民和旅游者,也早已融入了北京这个由五湖四海人组成的大家庭中,从老上海已经成了老北京,为北京商业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京城四大商场

在计划经济年代,诸多历史条件下引发了北京的商品供应短缺及商业网点严重不足。那时,北京商业领域一度靠着四大国营商场支撑门面,这四大国营商场分别是北京市百货大楼、东风市场、西单商场和天桥百货商场。

在四大商场中,若论资历最老,那在王府井大街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安市场得算头一号。

1903年,慈禧批准开放当时已经废弃的神机营操场,供商贩们经营,至此,便有了东安市场的雏形。后来,此地生意兴隆,摊点日增,东安市场进行了初步规划,从北到南建起一条长街,以经营百货、食品为主,由于此地距离使馆区近,各国商号也来此经营,东安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号、书店、游艺无所不包的超级市场。

1949年后,北京市第一商业局成立东安市场管理处,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行业、网点格局和传统的经营特色。1954年起,东安市场内店铺陆续公私合营,1968年改制成为国营企业,1969年竣工后重张开业,经营面积达到27000平方米,甚至超过百货大楼,设有北门、西门、中门和南门四个门,与百货大楼交相呼应,成为王府井大街又一颗商业明珠。

在建国之前老北京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东有东安,西有西单”。历史悠久的西单商场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厚德商场的开业,到后来陆续建起富德、益德、惠德、福寿和临时商场,六个商场一起被统称为西单商场。

1950年9月,位于旧西单第五商场临街地方挂出了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第三门市部的牌子。1956年,以第三门市部为基础,第一至第六商场顺利实现公私合营,直接过渡到北京市百货公司西单百货商场。至此,西单商场规模逐渐扩大,人气越来越旺。

但因年久失修,1971年6月,西单商场经检测鉴定为地基下沉,为了顾客和职工的安全,商场一半面积停止营业,直到后来,由一个不经意的机缘促成西单商场完成了一次蜕变。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随行记者想参观北京一些景点,西单商场成为了美联社记者的首选目的地。听说美国记者要来西单参观,商场职工们无比好奇、兴奋,想把最好的服务展示出来,但是美国记者却无视这些,反而把镜头对准商场里的角落,把最破旧的一面一一收入镜头,这让西单商场职工受到极大刺激,深感必须改头换面。

当时所有的西单商场职工都要求改造商场,但根据市政规划,还得等几年才可以动工。西单商场领导班子当即决定,自己动手盖大楼。1972年8月,西单商场陆续抽调了320名职工,将旧楼分段停业改造,边营业边盖大楼,1978年9月,一栋建筑面积较过去大了4倍的大楼出现在京城百姓的面前,西单商场职工管这栋楼叫“争气楼”,因为其为西单、为北京、为新中国争了一口气。

在这四大国营商场中,天桥百货商场一直被称为首都商业领域的急先锋、时代弄潮儿。天桥百货商场始建于1953年4月,原名为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第四批发部,后定名为天桥百货商场。

当时,北京财贸系统以“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为主要内容的红旗竞赛活动蓬勃开展。1958年8月25日,在有4万人参加的全市评比大会上,树立了各行业的红旗单位28个,形成了中心有天桥百货商场,各行各业都有排头兵的局面,天桥百货商场也被评为了“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

1959年的一期《北京日报》介绍了天桥百货商场在五好红旗竞赛运动中提出的相关服务指标:对顾客做到主动、热情、礼貌的基础上,简练、明确和实事求是地介绍商品,耐心帮助顾客挑选花色品质,算账迅速准确,包装美观、牢固,商品陈列做到艺术、美观、有政治意义。

在那个年代,全国商业、服务业一度掀起“学天桥、赶天桥”的热潮,“学天桥”甚至超越了行业界限,许多单位纷纷到天桥百货商场观摩学习。

北京商业走出“黎明前的黑暗”

在“文革”时期的混乱形式下,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商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很多商业机构都陷入瘫痪,举国陷入“短缺经济”的窘境,当时北京商业发展状况正是这一时期的缩影。

在“文革”兴起之时,不少传统的老字号招牌都在“破四旧”风潮中被砸烂,换成了许多政治色彩浓烈的字样。

1966年8月某一期《人民日报》记录了北京商业门店遭破坏的情形:王府井百货大楼被搬掉了“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北京市百货大楼;东安市场也被改名东风市场;全聚德被砸掉“全聚德”三个字,挂上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四联理发馆被改名为“北京理发馆”。据统计,当时王府井一条街甚至就有6个以“红旗”命名的招牌。

不仅被改换招牌,很多商场和品牌的经营也在“文革”时期受到直接影响。四联理发馆的烫发、化妆项目被取消,操作规范和消毒措施也无从谈起;一切不符合革命形式的商品也被统统被列为需要销毁的“问题商品”,如中高端化妆品、工艺美术品、金银饰品、扑克牌等商品也均在“清洗”之列。

据统计,在“文革”期间,仅北京市百货大楼停售的“问题商品”就达6800多种,占经营总数的20%。

这场荒诞行为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商业逻辑:商店乃至商业活动存在的目的是要为工农兵服务,而并不是为方便人们进行自由的商品交换,商业在当时中国的惨淡经营,消费者的失望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黑暗过后便是黎明,在“文革”结束以后,首都商业发展即将迎来新的曙光。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伟大的改革开放至此拉开序幕。

这时,可口可乐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迹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1979年,首批三千箱瓶装可口可乐从香港发往北京,时隔三十年,可口可乐再一次来到了中国内地。可口可乐的曲折回归,这是一个“可乐”的事情,因为其释放出一种信号,一个全新的时代真的已经到来。

其实,可口可乐早在1937年就在中国设厂,那时人们已经能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大街小巷买到可口可乐。1948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销量甚至超过百万箱。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代表着“资本主义”的饮料在中国销声匿迹了。此后,可口可乐一直不断地尝试重返中国市场。

几经曲折,多轮谈判,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口总公司(中粮集团前身)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

但考虑到当时群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尚有不小的抵触情绪,政府规定可口可乐的销售对象仅限于来华工作和旅游的外国人,销售地点就是今天北京建国门的友谊商店。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口可乐也走进各大商场、宾馆、酒吧,无论怀抱旧思想的顽固分子如何斥责,“资本主义生活”来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也已经变的不再稀奇,新“三大件”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悄然的在人们购物清单里呈现,北京商业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

1978~1992:“消费喷张”主旋律下的商业往事

站在历史转折的关口上,中国就此展开新篇章,北京的商业也于此开始,逐渐呈现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如果说1978年之前是被束缚住脚的小女人,那么1978年后的80年代,则是正值青春期的美少男。前者是被革命耽误的消费压抑时代,后者是荷尔蒙旺盛分泌的消费喷张年代。

人们在短短数年时间里,突然被允许拥有此前几十年不可想象的商品,被压抑许久的消费冲动犹如洪水般涌出,人们兴冲冲地参与到可以自由选择商品的消费洪流中,展开对新生活的殷切追求。

与之想配套的,消费反弹的背后,一套相对完善的商业体系也渐渐浮出水面。洋品牌的来袭、百货业态的初具规模,成为这个时代下的商业风向标。不过,回望整个80年代,由于处于计划经济逐渐解体的特殊时期,一些商业活动依然受限于某种因素而无法大展拳脚。

斑驳陆离的生活画卷

人们生活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下商业活动的映射。从80年代北京人的点滴生活片段中,我们多多少少或许能感知到独属于那个年代的商业特色。

1978年,不少工人拿到了十年以来首次增加的工资。在北京市百货大楼门口,首次出现了十年以来的节日营销活动——大厅里挂上了巨幅春联,前门广场上摆起了年货摊点。

同样是这一年,年轻人开始烫起了卷发,理发店人满为患,门口甚至排起了长队。街道上,年轻人脱下绿军装,穿上了紧绷臀部、裤脚异常宽敞的喇叭裤,成为街头时髦的风景。

在那个年代,人们最大的梦想便是拥有一台电视机。不过当时,市场上的黑白电视机需要凭票供应,电视票相当紧俏,人们需要在供职的单位登记排队等上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等来组织上配给的电视票。即使拿到票了,电视机数百元的价格也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购买电视机时,还要大排长队,而且可供选择的品牌并不多。大费周章过后,电视机才终于到手,肩抗着在未进入家门前,就已被街坊四邻簇拥起来。拨弄好一阵儿电视天线后,画面终于清晰,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看春晚,过把电视瘾,也许最幸福的场景莫过于此了。

电视有了,冰箱也不再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奢侈品。随着冰箱在中国的逐渐普及,普通家庭开始用冰箱储藏食物。人们对于食物的消费自此日渐增多,大众开始习惯于提前购买几天乃至一周的食物储存起来,这位日后食品杂货店和自选商场的大规模出现,奠定了基础。

自行车在这时成为人们的主要通勤工具;电影院里又放起一些被禁多年的老电影,在那些略显陈旧的大街小巷和城市的角落里,已经贴满了露出女人大腿的电影海报;年轻人热衷的迪斯科舞厅、商场里唱个不停的流行音乐,诉说着北京人的消费生活越来越多样化。

当然,有些新潮的物件儿,在一些思想“顽固”的人眼里,成了“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喇叭裤在当时就受到谴责,甚至有街道管委会的大妈上街“捉拿”那些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发的时髦年轻人。不过,这一切也未能阻挡那些追求新潮的年轻人的脚步。

作家王朔在回忆当年时,就曾发出“世道变了”的感叹:“我和我身上这身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我不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再抢着打扫厕所替战友洗衣服表现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学雷锋。我跟我们头儿说我有办法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揣着部队养海带挣出来的3000块钱去广东倒走私电器去了。”

当年的《华尔街日报》在一篇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封面报道中,使用了一个肯定式的语句:“中国人正在学会享受购物的快乐。”新兴的商品市场吸引着人们投身期间,消费生活已经成为北京当之无愧的主旋律。

洋品牌来袭

与70年代前的国货鼎盛不同,80年代的北京市场聚集了大批“外来物种”。

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相继进入中国市场,这些更能象征着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消费品,开始逐渐完善北京市场的商业环境,也为后来的国有企业改制上紧了发条。

1978年12月13日,中粮与可口可乐达成协议,允许其进入中国,1979年年底,首批三千箱瓶装可口可乐从香港地区发往北京;1987年11月,肯德基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第一家店开在北京前门;1992年4月,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厅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开业。

自1978年中粮与可口可乐达成协议,允许其进入中国后,1979年底,首批三千箱瓶装可口可乐的销售地点,定在今天的北京建国门友谊商店。随着时间的推移,销售地点逐渐扩展至公园、大商场销售。

1979年一瓶可口可乐的售价是4毛钱,而彼时制霸北京市场的饮料——“北冰洋”,售价才1毛钱。因价格过高,人们也只是尝个鲜,复购并不高。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82年北京可口可乐分公司在各大商场推出“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筷子”的活动,吸引了不少关注,而这也是中国当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时至今日,回头再看这样的促销活动,早已是屡试不爽的营销手段。

经历过可口可乐的熏陶,当时间行至1987年,人们对于肯德基的入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肯德基的第一家店,开在了老字号云集的前门大街上。当时只卖四种食物: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色拉、面包。一块原味鸡的售价为2.5元。从当时人均几十元的收入水平来看,这无疑属于高消费。

即便是价格不菲,正式开业第一天,依然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三层门店外排起的长队,足足绕了一圈,一排就要两个小时,丝毫不亚于今日喜茶开业排队的盛况。不过,肯德基更胜一筹的是,甚至引来公安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

无论时代怎样转换,消费者“尝鲜”、“打卡”的心理永远都不会变。人们为吃一口肯德基,宁愿付出两小时的排队代价,不少游客还特地与店面门口的山德士上校合影,这在当今不也是常见的消费行为么。

肯德基进京后的1992年,麦当劳也首次来到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厅开在了王府井大街南口,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餐厅。这家拥有700个座位的快餐店在营业的第一天就接待了超过四万名顾客,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1987年肯德基进入中国时的情景。

不过,如前文所述,处于特殊时代下的商业活动,依然受到某种因素的牵绊,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尤甚。

可口可乐进入北京市场初期就遇到了不小阻力。起初,可口可乐的销售对象仅限于来华工作和旅游的外国人,不过到后来,可乐的购买者中渐渐多了不少中国人,有些人甚至不惜动用私人关系,托熟人帮忙购买可口可乐。尔后,随着人们对于可口可乐品牌的逐渐接受,它在中国所遭遇的阻力也逐日减小。

肯德基进入中国市场后,同样遇到了在美国闻所未闻的问题。据当年肯德基的远东地区总裁王大东回忆,20世纪80年代“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需要有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还不能是你自己找,而是政府给你找。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应该去找谁”。

当时,政府为其牵线搭桥的合作伙伴是北京市畜牧局,理由是畜牧局能为肯德基提供鸡肉,就这样畜牧局成了肯德基最初的中方股东。资金方面,则是北京市旅游局出资入股。此后,中国银行又入股了肯德基。如此,在肯德基中国公司的股权构成里,美方占百分之五十,中方最大的股东是银行,旅游局次之,最早的伙伴畜牧局,成了最小股东。

这种股权构成也成为当年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普遍路径。身处特殊时期,外来企业遇到的阻力虽多,但面对的市场确是一片蓝海,与时下外来企业在中国遇到的空前竞争相比,已算是相当幸运了。

百货业态初具规模

透过电视、冰箱、可乐、快餐等消费品,我们看到背后与之相配套的百货、商店、饭馆等的兴起。在80年代,这些场所刚刚开始在商业的意义上,对普通消费者的经济生活施加影响。

80、90年代,北京零售业的主体业态百货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商场里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在没有网购的年代里,百货商场成了人们“一站式”购齐生活用品的综合性场所。京城风靡一时的“四大百货”:西单商场、百货大楼、东安市场、隆福大厦,更是撑起了北京商业的大半边天。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建造的第一座大型百货零售商店,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以经营日用百货为主。在漫长的计划经济年代,百货大楼商品品种齐全,客流量一直居高不下,在当时有句话说:“百货大楼买不到的东西,您哪儿也别去了。”

时至80年代,排队现象虽然有所好转,但每天早晨依然有大批顾客翘首期待着商场开门营业。据人民网援引当时一位柜员回忆,“二楼鞋帽柜台前,常年都有固定的铁杠子,那是怕挤坏了柜台。清早上班刚提的货,四个一盒的盖杯码得跟柜台一样高,半天儿过去就见了底儿,还得重新上货。”

人们抢购的商品也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变成了“冰箱、电视、洗衣机”。当年,买这些东西要凭票,有的顾客为了早买到票上的紧俏商品,晚上大楼一关门就来排队,一排就是一宿,彼时到百货大楼排队购物成了王府井地区的一景儿。

东安市场作为京城资历最老的百货,文革期间被革命群众改名为“东风市场”,直到1988年,才重新恢复了“东安市场”名称,也就是为人熟知的“新东安”。随着王府井大街上各类商店日渐兴起,新东安市场面临的竞争环境也日益严峻,不得不从传统百货转型现代购物中心,现在只有老楼还挂着东安市场的牌子。

1978年的西单商场,是刚刚经过6年艰难翻建,才正式对外营业的“争气楼”。1972年,由于地基下沉、墙体裂缝、砖块酥碎等问题,西单商场员工自行设计并重建了整栋楼体。

1983年,在北京市以商业服务为突破口,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大环境下,西单商场首创“引厂进店”,率先实行承包制,并对内部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成效显著。相关数据显示,西单商业街月销售额普遍提高30%左右。1986年至1993年,连续8年夺得北京市大型百货店年销售额第一,并成为北京首家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的单体店。

“京城四大百货”里,最具传奇色彩的无疑要算隆福大厦,因为它的命运着实令人唏嘘。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商业业态发展面临诸多问题,1981年8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加强商业、服务业网店建设的若干规定》,要求在新建居民区和工矿区职工住宅按照比例建设商业、服务业网店。得益于此,隆福大厦应运而生。

1988年建成之日起,地下三层,地上八层,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的隆福大厦荣登北京规模最大的商业大厦。1、2层主要经营家电、文具、日用百货,3层经营金银首饰并设有卡拉OK厅,4层为办公室。隆福寺那条很窄的街上,光电影院就有四家,分别是东四剧场、蟾宫电影院、东城工人俱乐部、明星电影院。

当时,整个大厦的年销售额达5亿元。不过最终一场大火却让隆福大厦损失惨重,此后虽然历经多次转型,都难再现昔日盛景色。如今再对隆福寺大街进行改造,将与中国美术馆、首都剧场、三联书店、嘉德艺术中心等现有文化、艺术元素有机融合,预计到2020年,整片隆福寺区域的改造将竣工并逐步开业。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超级市场、大型综合超市、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购物中心、仓储式商场等新型业态陆续进入中国,并得到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百货业单一的经营模式。

90年代初期,百货业树立起零售业的主体地位,成长为北京零售业发展最成熟的业态,市场份额保持在60%以上,北京正式走进以商业为中心的时代。

后记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北京商业的变迁,从消费市场波涛汹涌的热情中,已能窥得一二。

不过,消费的骤然井喷,也有失去控制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政策,与被长期压制的消费欲望,引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恐慌性抢购潮,北京商业也因此经历了一段过山车,消费由旺盛转至低迷,商品从畅销陷入积压。

尽管有过短暂的挫折,但北京商业的总体进程却从未有过大的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消费事物陆续进入了视野,所呈现的商业面貌终于开始和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现实变得愈加相像。

参考文献及资料

「1」《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作者:孙骁骥

「2」《周恩来与建国初期的商业调整(1949—1953)》作者:张松

「3」《上海名店迁京记:四联美发、老正兴都从上海来?》来源:人民网

「4」《京城风靡一时的“四大百货”,您还记得吗?》来源:京报网

相关推荐

1979-2019:敢试敢闯的深圳,迅猛发展的商业丨外商投资研究

1949-2019:数字化与智慧化的福州商业丨外商投资研究

1949-2019:岛城厦门的独特商业丨外商投资研究

1949-2019:劝业场与天津港中的天津商业 | 外商投资研究

1992-2019:从北京商业到“首都”商业 | 外商投资研究

1979-2019:“中外合资”浪潮下的上海零售丨外商投资研究

版权声明

本文已标注来源和出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打赏支持

5
5
10
20
50
80
100
其它金额
任意赏:

参与评论

1、 若贵平台是网站或者APP,在进行单篇原创文章转载时,需在文章标题或者导语下方,注明文章来源以及作者名称;若寻求5篇及以上的长期内容合作,需与亿欧公司内容运营部门取得联系,并签订转载合作协议。

【若贵司平台转载亿欧公司原创文章已经超过5篇,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补签转载合作协议,计算时间以2019年2月10日之后为准】

2、 若贵平台是微信公众号,在进行单篇原创文章转载时,请联系亿欧公司内容运营人员进行单篇文章的白名单开通,同样需要注明文章来源及作者名称;若寻求2篇及以上的长期内容合作,需与亿欧公司内容运营部门取得联系,并签订转载合作协议。可将公司全称(简称)、公司网址、微信公众号、微信或者电话等信息发送至hezuo@iyiou.com,会有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

关闭
快捷登录 密码登录
获取验证码

新用户登录后自动创建账号

登录表示你已阅读并同意《亿欧用户协议》

快捷登录 密码登录

账号为用户名/邮箱的用户 选择人工找回

关联已有账户

新用户或忘记密码请选择,快捷绑定

账号为用户名/邮箱的用户 选择人工找回

快速注册

获取验证码

创建关联新账户

发送验证码

找回密码

获取验证码
账号为用户名 / 邮箱的用户 选择人工找回

未完成注册的用户需设置密码

如果你遇到下面的问题

我在注册/找回密码的过程中无法收到手机短信消

我先前用E-mail注册过亿欧网但是现在没有办法通过它登录,我想找回账号

其他问题导致我无法成功的登录/注册

请发送邮箱到service@iyiou.com,说明自己在登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账号密码登录

乐乐呵呵@微信昵称

该亿欧账号尚未关联亿欧网账户

关联已有账户

曾经使用手机注册过亿欧网账户的用户

创建并关联新账户

曾用微信登录亿欧网但没有用手机注册过亿欧的用户

没有注册过亿欧网的新用户

先前使用邮箱注册亿欧网的老用户,请点击这里进入特别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