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往事

智能制造
IT老友记
曹亦卿
2019-05-17 · 15:50
[ 亿欧导读 ] TCL的李东生说:“追赶三星,需要三代人”,而华为余承东则认为不然,“三年,华为超过三星。”无论距离究竟有多远,大家都认同三星在前方,甚至如今华为所走之路也依稀可见三星的印记。然而,前行者也有焦虑与彷徨。
三星,三星,手机,英特尔,半导体 图片来自“东方IC”

终结英特尔半导体霸主地位,力压苹果稳坐全球最大手机厂商,这是三星;败走中国市场、5G手机刚上市就爆炸、折叠屏手机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也是三星。 

跌宕起伏80年,已站在多条产业链顶端的三星,如今依然远未到独孤求败的境界。

眼下,在中美日韩砸下千亿美元的5G战场上,底层技术的迭代正引发剧烈震荡。在韩国街头,运营商营业厅的橱窗里贴满了5G海报,上面印着三星推出的全球首款5G手机Galaxy S10。作为韩国科技龙头,三星义不容辞地挑起5G国家队的责任与重担。

重压之下,三星急了。

一边是手握全球手机存储器和液晶面板产业链命脉,一边是卡位抢跑后的质量问题频出,在5G浪潮来临之际,哪怕强如三星,也一不小心出了错。

洗牌之际,没有人能稳坐钓鱼台,机会和危险共生。

TCL的李东生说:“追赶三星,需要三代人”,而华为余承东则认为不然,“三年,华为超过三星。”无论距离究竟有多远,大家都认同三星在前方,甚至如今华为所走之路也依稀可见三星的印记。

然而,前行者也有焦虑与彷徨。

折戟

“抱歉,您的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最近,这封发给用户的致歉邮件让三星的“面子”很受伤——折叠屏手机发布时有多光鲜,如今被打脸就有多疼。

2月,三星特意赶在MWC之前,抢跑华为,在美国旧金山推出了传闻已久的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这是继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柔宇科技之后,全球第二款折叠屏手机。鉴于柔派手机发布半年还未发货的ppt属性,Galaxy Fold也可以说是主流市场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

必须承认,这是一款惊艳的产品,不仅是技术和设计惊艳,近2000美元的价格也很“惊”艳。

在发布会上,三星称,该机型经过了20万次实际测试,可以在每天开合100次的情况下,五年不出问题,首批量产规模将达到100万台。

炫酷的外形、高昂的价格,使折叠屏手机成为科技产品“弄潮儿”的不二首选。

在已经非常成熟的智能手机市场,连iPhone的吸引力都不可避免的连年下降,已经鲜有产品能满足消费者追求个性和炫耀的需求了。折叠屏手机的出现再一次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戳中了用户的“痒点”。

尽管价格不菲,原定于4月26日开售的Galaxy Fold在美国开放预订的第一天仍然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很快就有了过万的预订量。

一时间,Galaxy Fold 风光大盛, 引来一众吃不到葡萄的二三线品牌侧目。杨元庆还曾吐槽说,这些都只是放在玻璃罩子里的PPT产品罢了。

当时,没有人把这话放心上,却未想“一语成谶”。

第二天,Galaxy Fold 的预定通道就没有预兆地关闭了,网站显示缺货。接下来,多家评测媒体纷纷反映,Galaxy Fold存在屏幕凸起、易碎、闪烁等问题。尽管三星称这是因为评测者撕去了保护膜这一不当行为所导致的,但消费者们并不买单——如此高科技的折叠屏全靠一张保护膜来支撑?如此重要的保护膜那么轻易就被误撕了?

这不是三星该有的水平。

质疑声中,三星不得不收回所有评测手机,在发售时间悬而未果的情况下,三星向客户致歉:“如果在5月31日之前我们还未发货,您的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当初捧得有多高,现在摔得就有多疼。

这边厢,折叠屏手机的“大型翻车现场”让三星头疼不已;那边厢,三星的第一款5G手机也来雪上加霜了。

4月底,一名韩国用户在线上平台分享了四张照片,称他刚买来不久的三星Galaxy S10 5G版发生自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已经无法使用。

按机主的描述,这款三星Galaxy S10 5G使用了仅仅六天就突然冒烟,三星售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检查后称“有外部损伤的痕迹”,并且没有换货或者退款的意向。三星电子相关负责人也承认了这一说法:“我们收集了产品并完成外部检查和X光检查,但手机外部痕迹很明显,我们找不到产品上的缺陷,有可能是手机受到外力冲击导致的。”

然而,这样的解释显然并不能说服用户。机主称,之所以有外部痕迹,是他在看到手机冒烟后,惊慌之下将手机丢在了地上才出现的,并不是自燃的原因。不满于三星的售后服务,他因此决定曝光。

剧情反转,质疑声纷至沓来。折叠屏手机和5G手机的先后折戟,让三星的品控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绝不在三星的意料之中。

对于三星来说,无论是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还是5G手机Galaxy S10 ,原本都是野心所在——5G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窗口,折叠屏也是手机形态的一次关键转型,三星想要通过抢发折叠屏手机和5G手机来体现其在行业内的龙头地位,并彰显供应链实力。

事实上,三星绝对是有实力抢跑的。

然而,也就是因为有实力,所以才更急迫——当上第一不容易,要想坐稳第一更是难上加难,好不容易登顶的三星,怎能在这个弯道上输给小弟们。

看看楼下iPhone因为缺席5G和折叠屏后被“群嘲”的尴尬境地,就能明白三星的焦虑。更何况,作为韩国民族品牌的象征,三星没有退路。

只是,本想留给竞对们一个一骑绝尘的潇洒背影,却没掌握好起跑质量,一不小心就抢跑犯了规。在田径比赛中,抢跑一次便会被罚下,而三星如今已经接连犯规了两次。

在5G和折叠屏两大自带高光的科技明星加持下,三星的这一跤摔得太难看。

更加尴尬的是,S10的意外爆炸,唤醒了大家对于三星“爆炸门”的记忆。爆炸、召回、解释为外力所致……还是那熟悉的配方,依旧是熟悉的味道。

爆炸,已经成了三星的标签,成为这家全球一流企业心中无法抹去的痛。

寒流

三星,曾是中国手机市场的霸主。

三星用让人眼花缭乱的产品线,为中国市场打造了一个上天入地的巨网——上有近万元的臻和大器系列;主流旗舰是四五千元的S和Note系列;中档选择有S Advance和Premier系列;如果你看重性价比,那还有2000元档的Mega和Grand系列;甚至还有售价几百元的入门级W、Y、Ace系列。

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三星做不到。

在当时智能机刚崛起的大背景中,三星丰富的产品满足了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很快受到了市场的肯定。2013年Q2,三星电子销售了1530万部智能手机,占当时国内市场总销售量的19.4%,中国每5部智能机中就有一部三星手机。同年,三星电子被《经济观察报》评选为“2012-2013年最受尊敬的企业”,这是三星电子第8次获此殊荣。

谁也未能料及,如此风光的三星在中国市场从盛至衰,只用了4年时间。

当时,中国市场正从中华酷联的时代转向华米OV的主场,再加上苹果的异军突起,三星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越发激烈。但这并不足以摧毁三星——就像特洛伊城是被希腊“木马兵”从内突破的一样,三星固若金汤的城墙也是被自己从内部炸裂的。

2016年8月,拥有虹膜识别、四曲面屏等创新技术的三星Note 7在美国纽约发布,广受消费者的追捧,当天便售出过万部。

意外的发生毫无征兆——Note 7炸了。

就像如今对待S10的爆炸事件一样,三星的第一反应是粉饰太平,将爆炸定性为个例,认为是用户没有使用原装充电器所致。

然而,更多的爆炸接连发生,不仅是在韩国本土,海外的Note 7也没有幸免。三星这才意识到严重性,一番挣扎和辩解之后,三星终于在9月初向消费者道歉,暂停Note 7在10个国家的销售并对其进行全球召回换机计划。

然而,这个“全球召回”并不包含中国。

以采用了不同电池供应商为理由,三星告诉中国消费者,Note 7国行版本可以放心购买。

被单独撇出去的中国市场,在9月1日开启了Note 7的销售。给予了三星极大信任的中国消费者非常捧场,线上头部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都很亮眼,其中最受欢迎的珊瑚蓝版很快便告售罄。

平静的半个月过去了。其间,在被国家质检总局约谈后,三星“意思意思”地召回了1858台Note 7体验机。很显然,三星想要以最小的代价来粉饰这场危机。

但,现实总是很骨感。

9月18日,国行版Note 7发生“首炸”。虽然三星强行设定“被害情节”、解释是人为原因所致,但随之而来的更多国行版Note 7爆炸事件让三星失去了辩解的理由。

中国消费者的失望和愤怒被点燃。哪怕在避无可避之后,三星最终召回了国行版Note 7,却再也召不回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70天,史上最短命的“机皇”寿终正寝。

自作孽不可活,对中国市场区别对待之后,不真诚和侥幸很快就让三星自尝恶果。

就是同一时期,苹果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急速上升,iPhone 7系列在中国市场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苹果股价也创下了五年来最好成绩。一升一降之间,在这场抢7大战中,Note 7戏剧性地完败iPhone 7。

令人唏嘘的是,Note 7的问世本是为了阻击iPhone 7,就连型号也直接从Note 5跳到了Note 7,并抢先在苹果之前一个月发布。

回想起来,当时的三星与如今抢发Galaxy Fold和Galaxy S10的姿态何其相似。

Note7不足以炸毁三星,但却成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坍塌的品牌形象,中国市场不进则退的激烈竞争环境,再加上运营商定制机的退场,三星在中国的市占率迅速下跌。2016年Q3,中国市场的Top5名单中便已看不到三星的名字了。

再加上Note 8时隔一年后才姗姗来迟,口碑没有被及时挽回的Note系列就这样被Note 7的爆炸闪了腰。此后的三年中,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一路下滑至0.8%,跌入Others。

虽然,现在三星高呼“重回中国”,但我们都知道,这片市场已经今非昔比,头部效应极度显著的中国市场已经不见增量——想起曾经的肆意驰骋,那是三星逝去的青春。

至此,三星的水逆还未结束。

2016年底,朴槿惠“亲信门”事件爆发。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韩国顶级财团三星被卷入旋涡,三星集团 “太子爷”、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指行贿。2017年8月,韩国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李在镕为接班三星贿赂朴槿惠,此外还犯下贪污、作伪证等罪名,判刑5年。2018年2月,李在镕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并当庭释放。

直到如今,这一事件的影响仍未被消解,案件还在三审期间,李在镕仍是缓刑犯之身。与政治的过密牵连让三星栽了跟头,同样的惨痛教训在败走中国的乐天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李在镕在押期间,包括其亲妹妹李富真、三星CEO权五铉,以及副会长崔志成都成了外界热议的掌门人候选人,三星分拆的声音也甚嚣尘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这当口,CEO权五铉意外宣布辞职让三星帝国进一步陷入僵局。会长李健熙卧病在床、“太子”李在镕深陷行贿官司,三星陷入了危险的权力真空。

为了阻止管理层的不确定带来更大内耗,三星在2017年底进行了领导层大换血,更换了全部3位联席CEO,三星电子还首次分离了CEO和董事长角色。高东真便是在此时上台,接管了IT和移动通信业务部门,主管三星智能手机。

忙于拔刺的三星,正是在此时被后来者逼近。

时间机器运转,曾经的三星是如何走向北美、占领中国、清扫印度的,如今的国产厂商就是如何以其人之道夺其市场的。

在中国市场打败三星之后,国产手机厂商开始加速出海,在海外市场上不断侵蚀三星打下的江山。OPPO印度的一位前员工透露,三星印度由韩国人经营,决策过程非常缓慢,一个十多万的门头广告还要层层上报,一个月还批不下来。

管中窥豹,三星的傲慢,正让其在印度经历曾在中国市场面对过的危机。 

2017年,恢复生机的小米在印度市场以每季度近40%的增速追赶三星,终于在Q4以25%的市占率超越三星,成为了印度市场的Top 1。同时,vivo、OPPO、一加也在印度市场不断发力。据Counterpoint,2019年Q1,中国国产手机已占据了印度66%的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在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其他市场,国产手机品牌也在广泛插旗,挤入前三,向三星发起挑战。

显然,曾追随三星的国产手机品牌,如今正在围剿三星。

从败退中国市场、行贿案被曝、管理层更迭、海外遭围剿,三星的水逆仍在继续,而Note 7的爆炸只是这场寒流的序章,给庞大的三星商业帝国蒙上了一层阴影。

光辉岁月

有种说法,韩国人的一生离不开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一个住在三星物产投建公寓中的韩国年轻人,或许会一起床打开三星电视机,在李健熙姻亲经营的电视频道上查看天气预报。在地铁里用三星手机观看前天晚上三星狮队的棒球比赛,在公司里用三星电脑办公,回家路上用三星信用卡购买日常用品。而在看不见的地方,他还买了三星寿险,曾就读于三星投资的大学,生病了要去三星的医院就诊。

韩国人将“大韩民国”戏称为“三星共和国”,将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称为“经济总统”。三星,已经成为韩国的经济支柱。

对于纤细弱小的小树苗来说,一场来势汹汹的风暴便能要了性命,只有根基牢固的大树才有抗击风暴的底气。

而三星不止是大树,它是一片森林。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庞大的三星帝国,当年却是发家于和科技毫不相干的鱼干贸易。

1938年,出生于韩国富裕农民家庭、青年时留学日本、已经历过一次失败创业的李秉喆,拿着3万韩元在韩国大邱成立了“三星商会”。创办之初,三星商会主要从事食品贸易,将韩国的鱼干、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国东北。

在韩语中,“三”有“大、多、强”的意思,而“星”代表着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三星这两个字,寄托了李秉喆的期望与野心。

通过生产面条和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三星商会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李秉喆又成立了酿酒公司,业务逐渐放大。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打响,日本对朝鲜进行了严苛的经济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酿酒公司也遭受掠夺,不得不停产。

幸好,李秉喆在此时遇到了贵人:李承晚。

因父亲与李承晚是故交,李秉喆在其回国后多次拜访,而李承晚也十分看重企业家的支持。一年后,李承晚当选南韩建国后第一任总统,李秉喆也在1948年建立了新公司“三星物产”。

三星发国难财的恶名也是在此时留下的:三星物产继续干着李秉喆的贸易老本行,不过从出口变成了进口,将战后必需品大量进口到国内,用一年的时间便做到了行业第七。

战争结束后,李秉喆及时转舵,将战略从进口转为制造,建立了纺织厂“第一毛织”和韩国第一家制糖厂。

这一次转型为三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韩国对糖的进口量便从100%下降至7%,三星占据了超9成的市场份额。1960年,被李承晚赐字“衣被苍生”的第一毛织资本从1亿韩元增加到了30亿韩元。

此时的三星,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确定了家族制企业的形态,业务也逐步扩展到制糖、制药、纺织等制造业和保险等金融行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正在快速上升。家喻户晓的李秉喆也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三星的董事长,而是“国家的董事长”。

若仅按这个路线发展下去,三星仍旧会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制造企业,但绝不会拥有如今的科技实力和产业链话语权。

三星企业命运的转折,与韩国的国家产业转型息息相关。

六十年代末,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韩国将电子产品列入六大战略出口产业,并于1969年1月通过了“电子业促进法案”,拿出了颇具吸引力的补贴和出口刺激措施。

海外电子企业看中了低成本的韩国劳动力资源,也在此时入局。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成立,韩国政府通过合资企业推动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摆在明面上的政策红利,让李秉喆果断作出决定,进入了此前从未涉足过的电子行业。1969年1月,日后叱咤风云的三星电子正式揭牌成立。

李秉喆想得很清楚:“考虑到技术、劳动力、产业附加值、国内需求和出口前景等方面,电子产品是韩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阶段最为适合的行业。”

然而,三星并没有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验,曾在日本留学的李秉喆于是选择向行业中先进的日本企业学习:在与日本三洋电机和日本电气组建了合资公司之后,三星派遣了一批员工前往日本各地学习电视和真空管生产技术,并投资两千万美元建设了一个以研发和生产集成电路、电视显像管为主的大规模电子工业基地。

合作之初,三星主要为三洋公司贴牌生产电视机。1970年11月,三星电子生产了第一只真空电子管和第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并在3年后推出了基于晶体管的19英寸黑白电视。1974年,三星电子开始推出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等白电产品。

然而,三星不甘心于代工。

三星研发团队大量购买市场先进产品,从拆机器开始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在1976年,三星独立开发出了韩国第一批彩色电视并出口巴拿马等国。

所谓“抄袭”“剽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国退民进”的大风潮中,三星化工、重工、精密机械、造船等子公司相继成立,三星踏着多元化制造业的战略步伐快速向前挺进。

但,野心勃勃的李秉喆并未满足,这次他瞄上了半导体。

1974年12月6日,这个日子对三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看到了以半导体为代表尖端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之后,李秉喆和他的小儿子李健熙不顾管理层的反对,自掏腰包出资入股了Hankook半导体公司。1977年底,三星与Hankook业务完全合并,正式更名为三星半导体,并于1980年整合入三星电子。

也正是这次收购,三星开启了在存储器领域的霸业征途,走出了一条“贸工技”的道路。

1983年初,三星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设立了一个基地,为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寻找授权方,并从美国招募半导体人才。在被日立、摩托罗拉、NEC、德州仪器和东芝拒绝了之后,三星获得了镁光科技的64K DRAM设计授权和Zytrex公司的高速MOS工艺授权。

不过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镁光曾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向三星提供较为落后的设计图纸,后来却以偷看文献为借口反悔,并将三星方面人员赶了出去。

技术封锁,往往催生不择手段的突围。

此时韩国开始举国家之力吸引海外人才归国,三星也大力从日本企业挖人、挖技术。终于,在1983年底,三星从无到有成功开发出64K DRAM芯片,震惊了美国和日本。

1983年11月,三星对64K DRAM芯片进行了首次取样——虽然仍落后于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技术将近5年时间,但三星的这一突破为其在10年后成为全球最大存储器芯片生产商奠定了基础,踏出了三星半导体实现代际突破的第一步。

突破技术封锁的道路很漫长。

1984年,为摆脱授权费用,三星圣克拉拉团队通过逆向工程设计出了基于2微米工艺的256K DRAM,并在器兴的新工厂启动生产。一年之后,三星还成功实现了64K DRAM芯片的量产。

一切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好,三星却在此时遇上了一场有预谋的价格暴跌。

在头部企业的操控下,芯片价格从每片4-5美元跌至25美分。而当时三星的生产成本是1.3美元,意味着每生产一片芯片,便要倒贴1美元。

如此困境下,三星并没有动摇在半导体领域的决心,李秉喆带领三星电子继续投资建设生产线,一路狂飙突进。直到1987年因病去世时,李秉喆也未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终于,连续五年在200mm晶圆上投入超过5亿美元之后,三星在1992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64M DRAM,两年后又率先推出了256M DRAM。

三星正式超越东芝,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

在DRAM之外,三星如今在液晶面板产业链上也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1984年起,三星开始跟踪液晶技术;1991年,成立面板事业部,并建成第一条试生产线。

液晶面板的代数越高,生产出来的基板尺寸越大,可供切割的屏幕尺寸就越大。在这样一个强周期、重资产的领域,三星拿出了在DRAM领域从无到有的韧劲和破釜沉舟的信念。

这里又是一个“男默女泪”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三星利用液晶行业的低谷期,不退反进,重金扩建生产线,大量聘用失业的日本工程师。在1990年至1994年期间,每年亏损1亿美金,打造面板产线。1995年,三星逆势而上,建成第一条3代线,追平日本产能。

眼看就要熬出头,却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一时期,三星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砍掉很多业务。唯独液晶面板,不但没有被砍掉,还追投了数十亿美元。1998年,三星建成3.5代线,面板出货量达到全球第一,而第二名正式另一家韩国企业LG,实现了对日本的全面反超。

靠着韧劲和精明,三星成功在科技领域立足,演绎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三星帝国

如果说,李秉喆时期的三星,从贸易转向科技,奠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李健熙所带领的三星便是拉开了“二次创业”的大幕,真正将三星推上了全球超一流企业的王座。

李健熙上任时的三星,虽然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但是连续多年在电子产品、半导体领域的巨额投资已使得三星的资产负债率高达300%。而且,长期的跟随、拷版战略,也让三星始终难以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风向的一流企业。

与此同时,臃肿、僵化等大企业病也开始出现。当时的三星,在“汉江奇迹”的带动下,产品不愁销量,却没有人关心品质,大家都陶醉在韩国第一的自满情绪中。

外强中干的三星需要变革。

李健熙的上任为三星带来了新的动力。在其任内,一份报告和一份宣言成为了最终改变三星的关键功臣。

1988年,上任第一年的李健熙带领五十岁的三星,开启了“第二次创业”,并带领管理层立下了“2000年不能让三星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便辞职”的军令状。

这位与父亲共同奠定了三星半导体格局的企业家,上任后便着手整合业务,将旗下10个事业部的非核心资产卖给海外财团,将分公司、子公司缩减到47个。

“瘦身”只是第一步。

此时的三星,已涉足移动无线研发,并成立了手机部门。但三星当年推出的SH-100手持式1G手机质量差强人意:当时,一名三星员工在山中徒步时,看到另一名登山者正在使用摩托罗拉手机打电话,但他手中的三星手机却根本没有信号。最终,这台手机只销售了不足2000台。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而,更大的伤害还在后头。

1993年初,在美国的洛杉矶,李健熙与三星电子的管理团队在考察市场时发现,相比大受欢迎的索尼产品,三星的产品被摆放在柜台上最不起眼的位置,布满了灰尘,无人问津。

这让三星的高管们深受震动。他们意识到,虽然三星在韩国是一家颇具地位的高科技企业,但在海外却仍然处于质量差、价格低的档位。

这次,李健熙自掏腰包,让高管团队购买竞对产品,并逐一分析。

等不及回到韩国,李健熙在洛杉矶便展开了三星产品出口比较会议,一开就是四天,具体分析了摄像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七十八种产品,覆盖了通用、惠而浦、索尼、东芝、飞利浦等竞对品牌。

其中有一天,面对仍然没有危机意识的员工,李健熙滔滔不绝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暴风洗脑”,底下坐着的高管团队正襟危坐,汗如雨滴。

这次会上,李健熙废除了三星“以数量为核心”的惯性,提出“以质量管制和力求变革为核心”。

1985年,张瑞敏一锤头砸醒了海尔人对质量的意识。1994年,李健熙也效仿张瑞敏抡起了锤子——在三星电子工厂的操场上,堆满了无线电话机、传真机、手机等产品,当着三星集团高管及三星电子所有员工的面,10多名员工用锤头将它们砸了个稀碎,只有又用一把大火将残次品烧毁。

锤子和大火,激起了三星员工的斗志,也用狠厉的手段将“质量为重”的观念灌入员工心里。

与此同时,后来成为京都理工大学教授的福田民夫(Tamio Fukuda)也针对三星管理人员夜郎自大、尸位素餐的问题,写了一份直指三星弊端的报告,成为了李健熙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导火索。

这份三星历史上非常关键的《福田报告》,成了三星的一面镜子,它促使李健熙开始改变三星的用人方式,最终确立了三星“人才即公司”的理念。

此后不久,1993年6月7日,李健熙带领三星上下1800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来到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一场三星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会议。

这场会议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李健熙破纪录的长时间演讲,后来被整理成为《法兰克福宣言》,其核心就是“改变”。在会上,李健熙宣布“新经营”规划,提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可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一份《福田报告》,一份《法兰克福宣言》,让李健熙为中年三星清除了病灶,散发出新的活力。三星集团盈利从1987年的2688亿韩元,上升到了1994年的1万亿韩元。

即便如此,重生后的三星依然也曾遇到过威胁生命的危机。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三星集团亏损达到22亿美元,负债率高达85%,濒临破产。在总裁尹钟龙的铁腕治理下,三星裁员30%,出售了120多个非核心资产,两年后负债率到55%,最终渡过危机。

三星的“狠”是出了名的。


重获新生的三星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大手笔投入研发,在海内外成立了30多家研究机构,每年营业额7%以上的资金用于研发。从1999年开始,三星荣登专利登记件数最多Top10企业,2002年,三星销售额占世界第一的产品比率高达24.5%之多。

经过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反周期投资等各种在短期看来是自废武功式的起伏之后,三星市值在2002年超越日本索尼,三星电子在2017年取代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终结了后者25年以来的霸主地位。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着最大手机制造商的地位。

英雄之路是血与火铸就的。

从追随者到领导者的道路漫长而崎岖,其间三星花费了数十年在质量、管理、设计、创新等领域进行探索,几次起死回生。

如今,三星在前端产品和后端供应链上都做到了行业中的佼佼者。

在前端的产品上,三星的成绩单相当亮眼——2018年全年,三星手机销量超过了3亿台,连续第7年位居第一;三星电视的销售额占全球市场的29%,销量占18.7%,连续第13年蝉联榜首。

然而,这并不足以让三星成为帝国。

帝国之存在,并不在于手机卖了多少部、电视卖了多少台,而是三星在多条产业链上都已经成为了绝对的霸主,让其得以在激烈的全球竞争格局中扎根稳立,扼住竞争对手的命脉。

虽然,三星的手机业务已经被后来者逐渐追上,但高毛利率的半导体和面板业务却一路高歌猛进——作为全球最大的屏幕供应商和闪存供应商,三星出产的DRAM内存占了全球产量的70%,NAND存储芯片约占全球产量的30%。

在中国市场,三星一年能卖出几千万块屏幕,而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移动硬盘、行车记录仪等设备大多都使用了三星的存储芯片。三星一年可以从中国市场赚走3000亿元。

从不起眼的食品出口商起家,再发展到制糖、建筑、纺织、保险、零售等制造业和金融业,如今的三星在手机、电视、存储器、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做到了全球第一,集团旗下近80家子公司,最高曾占韩国GDP的四分之一,在扛起了韩国科技大旗的同时,建构了一个传奇的商业帝国。

抢跑与坚守

80年时间,三星走上王座。

从拷版、到模仿、再到紧跟技术领先者,最终自己成为了全球技术领先者,要说其中有什么秘诀,那便是在关键技术面前,三星始终是一块海绵,“保持饥饿”。

也就是这份“饥饿感”,让三星这一路上的吃相显得并不好看。商业世界里,三星绝对算不上高尚。盗窃、抄袭、作弊的名声是其发展史上擦不掉的印记。

然而,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一切钻营如今看来都可称之为三星的“坚守”。

技术是最强大的生产力。

数十年间始终坚持的垂直化整合战略和科研投入,使得三星在产业链端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2018年,三星电子全年营收达到243.77万亿韩元(1.44万亿元),利润为58.59万亿韩元(3460亿元),利润率为24.03%。营收是华为的2倍,利润是华为的6倍。

其中,三星电子的主要利润来源仍旧是半导体,占比超过70%,包括DRAM内存芯片和NAND Flash闪存芯片。作为一家披着手机外衣的半导体公司——从SOC芯片、NAND、DRAM、OLED屏幕、CIS,甚至电池,三星都包揽了,在智能手机产业里,能做到如此硬件垂直整合的,仅此一家。

借助在供应链上的强悍话语权,三星仍然能够卡住包括苹果在内的几乎所有手机厂商的命门,铸就了马里亚纳海沟一般的护城河。

也正是站在如此伟大的功绩之上,今天的三星才更加谨慎和急迫——5G压境,三星作为重量级的种子选手,必须参赛并为国争光。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商业竞争,而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抗。

其中,美国电信运营商Verzion和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已先后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5G网络。韩国政府还宣布,将在 2022 年之前投资 30 万亿韩元 (合 260 亿美元),建立覆盖全国的 5G 通信网络。

在日本,NTT Docomo、KDDI、软银公司和乐天四大电信公司也已经获得了政府分配的5G频谱。四家还表示将在五年内累计投入不到1.7万亿日元(合152.9亿美元)来建设5G网络。

在美国,特朗普更是亲自宣布了5G部署,声称将投入2750亿美元建设5G网络,并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要求其放开频谱资源,提升批准效率。

在 “美国只能输不能赢”的口号声中,中国的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三大运营商齐发力,华为一边突围一边积极奔走,5G手机、5G公交、5G医院等各种应用均在加紧落地。

5G战场之上,金戈铁马,鼓声冲天,你方唱罢我登场。

敌人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在此紧张氛围下,三星才急迫地抢发5G手机和折叠屏手机,恐为人后。在这场与自己、与对手、与时代的竞争中,蕴藏着三星半导体进一步扩大优势、三星手机重回神坛的重要机会窗口。

4月份,三星电子公布了“半导体远景2030”规划,这是一份投资总额高达1157亿美元的计划,用于逻辑芯片的研发、生产和代工,并为相关专业人才创造15000个就业岗位。

这一规划与韩国政府在近期提出的以非内存芯片、生物科技和下一代汽车为重点对象的产业扶持计划相呼应。三星的商业版图背后,是以三星为核心、上下游韩国企业共同参与的长期发展计划的成功,在此过程中,产学研与政府之手,缺一不可。

三星之道,提供了一个颇具借鉴意义的模板,只是这其中埋藏着“爆点”——抢跑与坚守的背后,三星必须平衡速度与质量,容不得再“炸”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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