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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制造:历史进程中的华为和富士康(上)

李墨天
2019-07-11 · 15:55
[ 亿欧导读 ] 中国需要华为,中国也需要富士康。
任正非,富士康,华为,任正非,郭台铭

文章来源于:李墨天,图片来自“亿欧图库”

【编者按】本文讲述了华为和富士康两家企业的成长史,转载自公众号饭统戴老板,作者李墨天。


在深圳,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富士康—华为”。

27年前,南巡的总设计师在这里踩下油门,懵懂的中国开足马力。下海的干部、首都的大学生、边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轰轰烈烈的南下淘金潮如约而至,孕育了一座象征开放的先锋城市,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富士康在西边,是制造的骄傲;华为在东边,是技术的野心。

任正非和郭台铭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当过兵,前者1974年入伍,是部队的“学毛选标兵”;后者1971年入伍,抽到了“金马奖”—驻扎在常被对岸炮轰的金门和马祖。后来,他们一个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红,一个被“血汗工厂”的污名缠身,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受益者。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2007年来到深圳,那是媒体第一次踏足位于龙华的城中之城:高墙包裹着层层厂房,餐馆、银行、网吧和杂货店犬牙交错,500多台电视滚动播放着健美操、安全生产宣传片和富士康电视台的新闻,甚至下水道的井盖上也印着“富士康”。文章里,这里被称做“郭台铭的紫禁城”。

任正非则显得高深莫测,除了1988年《深圳特区报》上一段不到30个字的采访,就再也没怎么抛头露脸过。尽管此时的华为已逐渐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但任的名气几乎只局限在通信行业,在这个小圈子里,流传着种种关于他的性格、财富、家庭、秘书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传闻。

等他们再一次和媒体与公众产生交集,是在2010年。这一年的5月,富士康发生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媒体顷刻间涌进龙华科技园,肆无忌惮的打量着眼前的代工巨人。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连夜赶往深圳,面对镜头三度鞠躬致歉,幻灯片投影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宛如血斑。

同年年底,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两年后,华为Ascen-d P1和Ascend D相继面世,余承东亲赴门店站台,但手机散热乏力、性能孱弱,销量雪崩,任正非当着团队的面,怒摔了手上的华为手机。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书写的年份,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乱子,华为的终端战略首战惨败。在那个十字路口,任正非和郭台铭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下一步在哪儿?

分野

2010年的郭台铭,应该还没有梦见过妈祖。

第8起跳楼事件发生后,他专门从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事,奈何鬼神修为尚浅,5月剩下的20多天里,第九、第十、第十一起自杀相继发生。5月26日,正在台湾陪同四川省委书记考察的郭台铭匆匆赶往深圳,脸上写满了还未散尽的惶惶不安:“我现在最怕晚上11点后接到电话。”

当晚11点20分,23岁的甘肃籍员工贺某从宿舍7楼阳台跳楼身亡。5个小时后,25岁的湖南籍员工陈某在楼顶割腕自杀,被发现后送医抢救。

第二天,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这座紫禁城。这里有邮局、有银行、有学校、有医院,有占地1.25万平方米的厨房,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郭台铭道歉了,也觉得委屈。那一年,他领导着90万名员工,单是为员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万。如果富士康是一只军队,郭台铭会是全球第六的军事强权。他告诉媒体,深圳有几十万工人,99.99%的人生活都很正常,“你把我从楼顶丢下去,我也不能保证后面没有人自杀。”

一年之前,“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当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但当自杀新闻盖过世博会的风头时,人们才发现厂房背后尽是被机器捆绑的痛楚与疮痍,若非媒体大张旗鼓的讨伐,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郭台铭是何人,富士康为何物。

这个名字诞生在1985年,创业的第十年,郭台铭决定用一个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FOX代表模具(Foxcavaty),CONN代表连接器(Connector),是他起家的两个宝贝。后来,他又给刚刚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写了幅对联:富士则康,聚财乃壮。

三年后,年过不惑的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开始代理香港出产的交换机。同一年,郭台铭在宝安的西乡崩山脚下租了栋五层厂房,在环绕厂房的成片荒草中,他对着从广东丰顺招来的150名员工说,“这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

工厂生产连接器,那是整台电脑最不起眼的部件,但郭台铭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他来深圳的那年,台湾工人的平均工资突破了2500元,同期大陆的作业员只能拿500块的月薪。三年后,鸿海在台湾上市,西乡崩山脚下那块逼仄之地,已经装不下郭台铭的野心了。

他看中了紧贴深圳市区的龙华,“龙在中华,这个名字太好了,这里就是中华龙首!”在齐人高的杂草堆里,来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铭对着身边的政府官员振臂一呼:“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2]余音未散,厂房拔地而起,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劳、踏实、努力,而且便宜的南下劳动力。

富士康的每一个销售都会说那句口头禅,“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你让别人做,也不如我做便宜。”就这样,郭台铭从LG嘴里抢来了苹果的订单,并把思科和IBM的订单也收入囊中。台湾的同行坐不住了,郭台铭便反呛,“广达、英业达、大众的订单都是我介绍的,明明是他们抢的我,怎么成了我抢他们?”

不到五年时间,龙华就筑起了城中城。成片厂房一层生产连接器,一层上产主机板,一层生产机壳,还有一层组装,一台台电脑从流水线上下来,根本不需要仓库,直接拉到码头运走。在园区走一圈,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车,全球PC市场都要缺货。”

当时,中国南方最时髦的东西是房地产,各路热钱飞蛾扑火般涌向南方,海南800亿、北海300亿、惠州150亿。就连柳传志也未能免俗,在惠州以“国际电脑城”的名目进行招商。日后回忆起这次头脑发热时,柳传志说,“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

任正非倒也不是没干过投机的事,华为初创时虽名为技术,但做的是贸易,据说还卖过减肥药。后来,华为靠着倒卖香港出产的交换机,赚了第一桶金。

深知靠倒卖走不长的任正非,在1990年下定决心走自主研发。1992年,放弃清华博士学位加入华为的郑宝用牵头,和华中科大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大获成功。第二年,任正非在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开会,抹着眼泪说,“我们活下来了”。

尝到人才甜头的华为,从1992年起开始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后来,华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视察,觉得人太少,时任所长辩解说人多了没事儿干,任正非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来洗沙子也可以。”

1998年,华为一口气从全国招了800名毕业生,第二年,又是2000名毕业生南下深圳,据说华为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华为招聘人员甚至混进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看到在打游戏的男生,就凑过去问:同学,找到工作了吗?

2000年,硕士在华为的月薪已经能达到8800元,还有几万十几万的年终分红,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一边是应届生在华为拿着高收入,一边是任正非借高利贷发工资,据说最困难的时候,华为还制定过一个内部政策: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后来,连郭台铭都忍不住抱怨,“华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们很多同事都辞职去华为,都能拿到两倍的薪水。”员工听到老板抱怨之后,辞职的更多了。

任正非也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装了多少发财梦,使得华为成为了中国工程师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郑宝用在33岁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荣“中国青年科技奖”,共同研发“C&C08”的李一男不到25岁成了华为研发一把手,这背后是任正非一以贯之的朴素观念:让搞技术的人赚到钱。

1994年8月,C&C08万门机落地江苏邳州,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大获成功,与之后的C&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到1995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也成就了华为在世纪末的高速发展。

日后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两家公司在一片狂热中踩中了中国经济全面加速的两脚油门:龙华的工厂还没落成,郭台铭就把那句“我都要了”在昆山又喊了一遍;同一年,华为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任老板”,任正非勃然大怒,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

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里节节胜利,华为则在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中迎来了第一个冬天。

腾飞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英特尔P3和P4主机板的订单,闲不住的台湾媒体给郭台铭扣上了“民营制造业老大”和“台湾科技首富”的帽子,把郭台铭吓得不轻。他辩解说,“我告诉各位,广达是我大哥,广达绝对是老大。仁宝是老二,华硕和明基排老三老四,我怎么也是五名开外。”

故作谦虚背后是藏不住的眉飞色舞,当下属从美国来电,汇报富士康获得英特尔的生产许可时,郭台铭激动地说,“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从连接器、模具,到机壳、主机板,依靠在大陆的广泛布局,富士康已经吞下了整个电脑制造的链条,与芯片霸主英特尔深深绑定在了一起。

比起郭台铭的春风得意,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过。在那年10月的干部会议上,任正非抛出了《华为的冬天》,“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

两年前,任正非本想用内部创业计划,清理掉丧失奋斗精神的“沉淀层”,没想到技术人才成了流失的主体。2000年,李一男离职创业,那封“绝不做华为敌人”的感谢信还没消化完,华为在数据通信领域最强劲的对手就立了起来。一起出走的,还有200多个业务与技术骨干。

那次会议上,任正非总结了自己过去的决策失误:痛失PHS、CDMA和手机终端三大通信增长点。PHS成就了UT斯达康和小灵通的一代霸业,CDMA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笔,留给华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带来的通信设备投资萎缩。

2003年,任正非差点以100亿美元的价格把华为了摩托罗拉,几乎所有的谈判和文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方领导层的变更导致交易流产。摆在任正非面前的,变成了3G的漫漫之路。

最终,曾放言“谁要做手机谁下岗”的任正非组织了手机终端立项讨论会,宣布华为要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2003年11月,公司正式成立,预算10亿元,差不多是当年的净利润。

当时,只要有手机牌照,给别人贴牌一部就能赚好几十块,手机厂商在信息产业部门口排起长队,华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产和销售许可。为了推广3G,华为和运营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机,运营商提供要求,华为生产,利润只能勉强给研发输血。

这段时间,支撑华为活下来的是海外的缝隙市场。2003年底,华为在香港击败了爱立信和西门子,拿到了当地3G运营商1亿美元的订单。在俄罗斯市场,华为陆续拿下GSM设备供应和光传输干线的订单,紧接着,欧洲几家老牌3G数据卡供应商也慢慢感受到了华为的压力。

支撑华为攻城略地的还是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无论是研发、管理,还是工程、售后,每个环节的性价比都令欧洲同行难以企及。后来李总理在罗马尼亚问及华为在欧洲的运营情况,任正非直言不讳,“华为现在是卖高价,卖低价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

如果说任正非有什么信仰,那也许是“知识”。华为的数据卡全部基于高通的基带解决方案,由于高通对中兴的扶持,华为的数据卡芯片在2007年后经常断货。那年年底,老将王劲从欧洲返回上海,主导海思基带芯片项目。2009年,华为WCDMA数据卡芯片问世,支撑华为在当年拿下了欧洲70%的市场份额。

柳传志的爱将郭为曾造访华为,任正非直截了当的劝他不要做研发,“你要做就得大做,小打小闹还不如不做。”联想总裁杨元庆访问时,任正非也说过类似的话,“联想想发展成技术型的企业,股东和投资人不答应,还是难!”

相比之下,郭台铭信过很多东西,信过成吉思汗、信过关公、信过妈祖,所有人都叫他“台商”,祖籍山西的郭台铭说自己是“晋商”,是关羽的老乡。1999年,台湾晋商郭台铭回晋城老家祭祖,顺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厂。十年之后二度祭祖,模具工厂已经变成了1058亩的富士康工业园,风头直逼龙华大本营。

那时,“血汗工厂”的帽子还没扣下来,富士康就是产值、就业、GDP,大陆是成本、政策、劳动力,郭台铭和广袤的中国腹地开启了十年蜜月期。

山西有了富士康,山东坐不住了。据说烟台政府为了勾起郭台铭的桑梓情怀,专门找到了其母初永珍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办好房产证送到深圳[4]。郭台铭喜不自胜,3.3平方公里的烟台富士康科技园随即破土动工。

2005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到武汉投资,当地政府专门成立“富士康工作班”,耗时四个月完成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报告,分析武汉的优势与富士康发展相结合的前景。随后,工作班又耗资30万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带到深圳播放。看到片中“山水兆富、环境纳士、佛岭蕴康”的字幕,郭台铭忍不住称赞“唯楚有才!”

在郭台铭的规划里,深圳和广州生产台式机,上海和苏州生产便携数码产品,北京和天津搞无线通信,所有的组装环节富士康都能覆盖,别人做不出来的,富士康能做,别人能做的,富士康更快、更便宜。从索尼、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再到iPod和iPhone,消费电子产业已经离不开富士康了。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iPhone3GS上市前最关键十天时间里,64万部手机在富士康紧急组装完成,差不多每每分钟,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产线,全世界没有一家代工厂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与华为敲定合作的郭台铭在内部会议上骄傲地说,“华为要战胜思科,必须与富士康合作!”

为了规避台湾“上市公司投资大陆不得超过公司净值40%”的行政命令,富士康移师港交所,三个月股价翻了五倍。经济危机后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俏皮的鞠躬谢罪,“我这次是以败军之将的姿态检讨,因为赚的钱没有预期那么多。”他为那次讲话取的标题,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黄金十年,赢在大陆》。

每月10号,是龙华最热闹的日子,那是富士康发工资的日期,自动提款机排起长龙,网吧、彩票投注站和手机门店人头攒动,新上市的iPhone总能吸引最多的目光,每一个零件都由工人们亲手组装,再配上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价格。

曾经华灯初上,蓝色和白色的制服从紫禁城鱼贯而出,人们很快会知道,那里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工厂,一群渴望尊严的工人,一个“MADE IN CHINA”的残忍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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