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医药创新如何分工与合作?中外研究者这么说

其它
亿欧
傅旭东/阿龙・切哈诺沃/郭夏/殷殿书/高昂/万超
2019-09-21 · 18:45
[ 亿欧导读 ] 9月21日,在GBAS 2019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上,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以及来自施贵宝、万全医药控股、石家庄四药、亿欧公司的企业代表和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医药创新分工与合作”。
圆桌论坛,医药创新,生物医药,诺贝尔 图片来自“特定授权”

2019年9月21日,在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深圳市福田区科技创新局的共同支持与指导下,GBAS 2019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在深圳博林天瑞喜来登酒店举行。

下午,“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同期举办,论坛着眼全球生物医药前沿趋势,聚焦免疫治疗、整合医疗、精准医学、转化医学等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有效推进生物制药产学研的快速融合。同时,论坛搭建政府、特邀嘉宾以及有意向合作企业深度互动交流平台,打造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新模式。

施贵宝副总裁傅旭东、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万全医药控股董事长郭夏、石家庄四药总工程师殷殿书、亿欧公司副总裁、亿欧大健康总裁高昂、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副教授万超以“全球医药创新中的分工与合作”为话题进行了圆桌讨论。

以下为圆桌论坛的精彩演讲实录,由亿欧大健康编辑整理。

傅旭东:目前看到医药创新国内外主要的合作模式有哪些?站在各位的研究方向来看,是否认为存在较明确的分工,而形成这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阿龙・切哈诺沃:我是来自大学的教授,做基础研究的。那么我能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之前讲到的,这种发展的想法都是来自大学内的基础研究,它需要转化到行业里面,需要进行临床实验才能够进入行业。所以学界和产业界的合作其实就是非常基础的,它们合作的基本是来自于大学,但是行业的前沿却来自于这个中国,所以中国需要自己面对这个问题。

对比一些小的国家,比如说瑞士、日本,中国有多少被FDA批准的药品,能够成功进入行业,产生大量的收益?我是觉得这个数字其实并不是太高。因为行业它并不能仅仅是支持大学的这种研究,它们必须要支持这个基础研究。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发展这样的一个基础研究,所以当我们开发药物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它基本的开发的机制、药物的机制。

比如说你要花很长的时间,10年的时间来开发一个药物,10-15年在美国把一个药物推到市场。在中国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并且计算,我们是不是想成为世界的制造商,或者是生产一些创新性的药物,或者是推出一种之前没有人生产的药物,或者得到FDA的批复,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得到批复。

还有产学研,这里包括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外企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有14亿人口,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它们可能不太关注中国的创新,对它们来说在中国进行生产、进行合作、进行商业的合作就够了,但是在中国来说,这个意味着更多,因为中国应该向世界推出更加新颖、创新的药物,因为你有能力,你有好的大学,你必须去做更好,做的更多,所以这需要我们创建一个生态系统。大学如果缺乏竞争的话,这是不够的。

这个星期我在上海杭州、成都、深圳这几个城市,我看到了我们的制药产业园,在建面积非常大,但是人工质量不是特别的高,人也不是特别多。我们需要竞争,我们呼吁竞争,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巨大的创新潜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潜力没有完全的被挖掘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到这些数据,我们不是说光考虑什么高科技、创新,但是我们要知道,有多少真正的新药要被推出市场,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数量还是很低的。

殷殿书:我国的医药创新,自加入国际竞争以来,大环境越来越复杂。其实研发的专业分工越来越强,一个公司都不可能自己独自完全把整个流程做下来。

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关于专利授权,特别是现在国际上新的靶点开发非常快,但针对国内的一些大病和满足需求的新药开发,还是实行专利授权的方式,以加快在国内的产业化速度,把它的知识产权直接购买进来进行产业化。

第二,是关于国内外的一些技术转让。国际上新靶点、疾病是不同的,在国内很多的疾病发生率是非常高,但是在国际上,例如欧美发病率非常低,在这一方面它们往往的研发的技术和化工物放着是不动的,所以它们也引起不了它们的重视,所以在这种情况就要引进来。

第三,由于国际上最基本的基础研究和国内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做的很多基础研究工作,也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它不像国外大学和科研院校迅速的转化,所以要思考如何让这些老师们把它的创新点,实现差异化,做成孵化器模式。这样可以把很多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纳入到前期研究和产业化的进程中,快速的把国内的创新体验提升起来。

目前,这种合作没有完全的固定模式,只有根据不同的合作项目、不同的对象来进行,也就是说,最优秀的团队在不同的领域合作,才有利于加快我们研发技术进步。

傅旭东:如何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最重要的,如果把一些院校实验室研究出来的,如果快速的转化生物医药,把它能实现,我觉得这是刚刚殷博提出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下面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万超教授和郭董,刚才已经谈到了一部分,中国在全球的新药研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优势和不足有哪些,我也想听听万超教授和郭董你们的看法。

郭夏:刚刚傅总提到中国新药研发在全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中国的经济一样,过去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的经济当中,扮演非常微小的角色。过去深圳远远不如香港,现在深圳可能好像已经超越了香港。

一个原因在于,市场决定了很多,中国市场庞大,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市场,这个市场有巨大的驱动力,在这个驱动力下,中国将会在世界的医药创新中,因为市场驱动,大家都会到中国来研究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的疾病状况,市场的各个疾病谱,以及随着中国经济的驱动,会越来越关注这个市场。还有就是中国的政策的开发、资本的驱动,刚才也讲了ICH,中国和世界已经基本上同步了,包括在仿制药、创新药两个方面。在创新药更是受到ICH政策法规的一些驱动,中国药监局和国际药监局在政策上的一致性。另外,在政策方面,资本的驱动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还有是中国的院校,海外归来的优秀人才,把中国和世界技术的差距迅速的缩短,这几大因素,我们认为中国在世界的新药的研发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世界抗老年痴呆日。在这里中国出现了很多的病谱,研究和世界的接轨的迁移也是不断的在改变,特别是在脑科学领域,北京的脑科学计划、脑科学战略,我们可能在前几代是输掉的,但是在未来脑科学方面,我觉得我们起步是相当的,包括老年痴呆、帕金森,特别是在脑科学卒中和心理学方面。

刚才还提到差距在什么地方?差距肯定是有的,虽然刚才潘会长也讲到了中国有四个所谓的,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市场上领先,你有我也有,它还是一个低端的,只不过在别人的靶点上修饰了修饰,并不是开创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类了,但是这还是一个“低端”的一类,“假”一类,还不是“市场革命”的一类,这是市场政策导向的,也许这个一类在国外还没有开发,中国的医保体系去决定了这些。医保政策,那还是要回归行业的本源,就是治病,真正的要为创新,是要为治病去服务,而不是去为市场去服务。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大学,产学研的机构,国外不管是波士顿,还是加州一代,都是这些大学扮演了几种绝对性的创新的驱动,因为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有限的,更多的企业是借助很多的创新和创新的大学的基础研究,以及国家的投入。

现在国家开放了两个资本市场,一个是香港的生物医药资本市场,还有一个是科创板,从资本上驱动了很多的企业开始创新,但是它的基础研究我觉得还是没有跟上,还是孤苦伶仃的企业,在很有限的资金上,缺少协同作战。

傅旭东:谢谢郭总,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像阿龙说的,其实现在世界前沿的,很多的新药的研发,让我发觉除了整个融资方面,包括国家投入研究院,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种顶层制度设计。未来中国的创新之路我觉得更需要是在整个国家在顶端制度的研发方面,包括医保研发,但是你用国际的标准还是有很多的数据去提供不够快,当然其他的都有道理,我只是将这个浓缩一下。

万超:我从我作为在大学教学一线的工作的性质谈一下我的体会。其实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过程中,我们教本科生的课程、研究生的课程,也参与一线的研发,我们也可以申请国家的基金项目、科技部的项目、国家新药创制项目。香港政府制度局,包括创新基金、创新所、科学员,尤其是近几年响应大湾区政府,香港政府也投入了资金,可以看到未来几年投入的,国家的基础研发的投入也是逐步加大,我相信在基础研究逐渐提升的基础上,我们的角色是越来越大的。

在过去两年中的数据也显示,欧美强大技术研究的成果,希望到中国大的庞大市场中进行转化,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定位上,是处于中下游方面的,那么我们在上游方面的原创相对还是有弱点的,正如刚才阿龙提到的,我们在原创方面是怎样更大力度去加强。

以色列850万人口,但是它的临床能力是非常强的,它们一个核心点就是教育和原创方面的走在了前列,我们看我们现在本科生、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在药物研发中下游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转化、相关的检测,这方面的设置课程还是有缺陷,医学院校大部分的课程设置都是针对某一个学科的,针对往中下游和药物转化的课程是不足的。

我们学院也看到了这方面的不足,从3年前,生物医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上,学生在三到四年的时候可以有三个选择,可以从事医学研究、可以从事政策法律法规可以到工业研发阶段,这样学生在他们选择课程的时候可以有三个方向,这样我相信在将来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对中下游药物研发课程方面,都想建议加大力度,这是药物研发奠定更强有力的基础。

傅旭东:第三个问题,刚刚都谈了整个的全球药物研发,但我想了解一下,从你们看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刚刚谈到中国差距,那未来中国扮演的角色又会怎么样转变,我想这个问题要问高总和郭总,未来中国的角色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包括趋势是怎么样?

高昂:我的角色可能和几位专家不太一样,亿欧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去观察行业创新的趋势,我们会以这样的角色看未来在全球的医药创新下面,它会基于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新药研发的效率、成功率和商业价值最大化,去作为判断的标准,去进行最大化效率的分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打一个比方,很有可能新的靶点它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发现的,而它所用到的分子可能是德国或日本的科学家已经有了研究成果,那会在硅谷的一家公司去做化合物的筛选,这里面可能会用到中国企业提到的AI提供服务,提供药理、毒理的研究,可能也是在国内进行。到了临床是美国、中国多个实验室联合进行,到了制作阶段原料药可能是国内生产,注册技术可能是在印度,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刚才殷博士有提到,很难形成一种固定化合作分工模式,而是基于项目和各个国家和机构所拥有的优势资源去进行最大化的整合,中国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和角色的变化一定是从下游向上游去进行的变化,会在上游端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角度,刚才几位专家也提到了,中国加入ICH以后,在2018年有一款药是在国内首批进行上市,也就是说目前在其他市场都还没有市场,我觉得这其实标志着我们的监管和审批在与国际接轨,那未来在很多的药品也有可能会选择国内作为首发市场,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角色转变的可能性。

另外刚才郭总也提到科创板,科创板除了它是一个融资新的通道之外,实际上它也还承担着一个作用,会把海外的资本引到国内。科创板对标的是纳斯达克和香港,会有很多海外资本引进,海外资本相对国内资本会更看长线一点,这个周期对于药物研发来说,会更有利于去产生一些好的成果。目前它产生的一个市场上的变化,在于会有更多的新产品的在研数量有很大的提升,目前现在国内的数字应该是在7%到8%左右,也就是7%到8%新的医药是在国内进行研究阶段,在未来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提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转变。

最后一点,关于罕见病这一块相对市场的开发周期,我认为在临床上更适合国内的企业来去做,这也是我们一个决策上的变化,而且这些罕见病并不仅仅是针对国内,而且是由中国进行研发,而针对海外的一些病症。

郭夏:我觉得主要是两点。中国在其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所有的原来是整合式的研发变成协同碎片式的研发,就不是分工而是融合,全球融合在一起。因为互联网和5G技术,把人和人、国界全部消灭,把政府之间的法规全部消灭掉,在这个技术的驱动下,各个国家中国扮演什么作用?

又回到疾病,就是中国什么样疾病最流行?比如说卒中、中风,中国中风发病率非常高,这样你就会发现在这一类疾病上,中国可能会引领,那么这些大型的临床研究,以及甚至对于一些长期的使用过药品再探索,可能从那里会扮演出中国可能在中风溶血率,一进去就是溶血,一溶血就是胸透,可能在这一类疾病上领先。

甚至我认为戒烟也是一个方向,预防癌症的第一预防是要靠什么?是要靠治疗吸烟的问题,中国的肺癌遥遥全球领先,在中国特色的疾病里头,集结世界的资源和力量,就很有可能形成在这个领域里头下一个青蒿素,因为国家为这个事情着急,这个数字可能不得了,当这个大数据一旦统计出来,会集全中国之力,那革命性的产品就有可能会在这里产生,而不是简单的市场领先型。

傅旭东:中国要在高质量环境扮演更重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角色,比如从宏观的环境、基础,包括技术、人才方面,各位觉得还存在哪些短板,或者在哪些方面可以加强或者改善,请大家用比较简短的能够表述一下各自的看法。

阿龙・切哈诺沃:高质量的人才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一些人他一直在发表论文,我觉得这种文化未必是很好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最重要的是论文之后的东西,而不是发表了多少文章。作为论文来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些文章它是属于低影响力因子的,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方面应该是培育更多的年轻的科学家,要做高质量的科学,而不要去看到底有多少人去读这个文章,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内容的质量,而不是去光发表几篇论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就是我认为创新的秘籍在于高质量的人才,如果你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你就不可能进行创新。

郭夏:一个就是刚才博士讲的,基础是一个核心点,从顶层设计到大学创新和药物的融合;第二个是从医保法规的角度,要去商业化,要围绕几个疾病来治,围绕治病的根本,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善;另外一个是资本的理性,现在资本追逐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觉得很快这个泡沫又会出现,因为资本它缺乏专业的对万物归本,就是解决了疾病的问题,其他的水到渠成,投资要在真正大疾病的投入,而不是盲目的投入。

殷殿书:现在国家的政策影响特别大,但是非常利好,国际一类创新药在国内的落地,无形给国内的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如何在窗口期内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国际上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加快创新,利用好国内的政策,是所有国内医药同行共同努力的目标。

万超:在政策法规方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基础研究和转化之间还是有一个界限在那,怎么样把原创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更好的调动起来,这里面我们有的大学做的很好,它可能会对转化成果方面的费额预计对基础研究的费额会更大一点,他们的积极性就会更大。政策法规是否给一线做原创人员的更高的积极性,我相信这方面会更好的刺激;第二个在人才和基础方面,在我国宏观方面应该加强大学科、大装备的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科建设方面培养,尤其学生的原创思维和学科建设方面要进一步全面。

高昂:刚刚傅总也讲了顶层设计,实际上在顶层设计之下,一些落地和配套政策现在是落后的,导致很多企业会想要去投入,但保持一个观望状态;第二个,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现在大的环境其实对于我们和国际的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新药研发本身是惠及全人类的事情,这种学术交流更多打破政治和国家的界限,大家共同来推动新药研发和全球化的发展。

傅旭东:其实各位嘉宾分享了丰富和精彩的发言,也为我们描绘整个未来美好的蓝图,我相信整个在中国全球的医药创新过程中,中国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也希望中国由医药大国变成医药强国,再次感谢各位讨论嘉宾,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聆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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