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金融的碰撞与融合:“金融科技”替代”互联网金融“的背后

金融服务金融科技
盒饭财经
何伊凡
2018-05-30 16:50
[ 亿欧导读 ] 金融科技对金融机构的冲击在于“把生产过程从内生过程变成了一个外化过程”。金融机构以前产品设计、生产、分管、配置、销售完全在机构内部,而金融技术的演进逼迫着把这个内生环节外生化、社会化、商品化、产业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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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古希腊特尔斐神庙前巨大石碑上的亘古一问,特别适合金融科技公司对自我的追问。应该更偏重金融还是更偏重科技?金融科技公司是否必然与传统金融机构隔河对峙?曾是困扰行业已久的难题。

这些难题在2018年有了更清晰答案。参看蚂蚁金服的动作可以了解到行业风向,这家估值在15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独角兽,已明确了其以科技为本,尊重金融规律的定位,在上市前呈现出更开放的姿态。

5月22日,它与光大银行、光大科技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在云缴费、金融科技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共建“数据共创实验室”,以助力光大银行数字化转型。

这只是一系列开放动作中的一环,这家标杆性的金融科技公司又在五月相继开放了余额宝、花呗等金融场景,至此,蚂蚁金服包括支付、理财、保险、小微企业金融、农村金融、消费信贷等在内所有金融产品,都已经实现了与金融机构开放合作。

彻底开放金融业务场景,意味着蚂蚁金服将要放弃迄今业界最成功的金融场景创新带来的大部分收益,走向更彻底的科技立身策略,这种“舍”能否带来真正的“得”?

除蚂蚁金服外,乐信、京东金融也纷纷宣布要做科技,不做金融。金融科技的大航海时代,一度被传统金融机构视为最危险的颠覆者,如今,这些拓荒者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边界,与传统金融机构正在寻找稳定的共生关系。

乐信集团上市之前,我曾与其创始人肖文杰有一番长谈,也聊到金融与科技关系的话题。肖认为,消费金融是一套非常复杂的运转系统,其中以科技驱动的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已不可逆,因为彼此需要。

传统手段不足以让金融更加普惠,效率也不高,金融科技公司可以通过开放自己的数据能力与风控能力为金融机构反向赋能,降低普通人的融资成本。

这亦是主流金融科技公司逐渐形成的共识。过去一年来,不管主要业务为智能投顾、普惠金融、第三方支付、P2P网贷、众筹,都愿意将自己贴上“科技”标签,连各种论坛上,“金融科技”也正在替代“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将自己定义为“互联网金融”,无形中更强调科技在金融中的渠道作用,而“金融科技”则意味着科技对金融的系统改造。过去十余年中,金融科技公司曾享受过制度红利,监管保持观望与宽容,而传统银行动作迟缓,先行者迅速跑马圈地。传统金融企业曾一度将金融科技公司视为门口的野蛮人,时刻警惕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后者则将前者视为落后生产力,谨慎隐藏自己的高维优越感。

蚂蚁金服因其体量及影响力,与传统金融的合作姿态具备风向标式意义。这代表金融科技公司在谨慎探索业务边界之后,逐渐明晰自己擅长的领地,与金融机构不再是竞争关系,而是走向稳定合作新模式。

这远非一蹴而就,科技与金融经多年碰撞,才找到各自最佳定位,大航海时代各种金融文明之间的冲撞,终于重构为大融通时代的新金融谱系。

1998年4月16日,家住深圳南头,一个叫彭千的人通过招商银行“一网通”网上支付系统,向先科娱乐传播有限公司购买了一批价值300元的VCD光碟。这个交易在今天看起来平淡无奇,当时也未引起关注,但放在金融科技史中,却是一次从0到1的突破。

此交易标志国内首家使用银行卡进行网上购物付款结算的电子支付系统正式开通。彭千不是别人,正是招商银行网上银行业务团队最早成员之一。

一年后,颇具创新意识的马蔚华正式调任招商银行行长。马对新生事物心态开放,他提出,“网络银行的崛起将让银行业重新洗牌”。就在1999年11月,招行正式推出网上银行,成为国内首家经监管当局批准开展在线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到2000年底,招行网上交易就达到了8600亿,网上客户也超过1万户。

从1998年到2004年,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在隧道的入口摸索如何与技术接轨,虽然不乏点状爆发式的创新,但多如流星划过。

这一轮创新浪潮暴露出中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速度慢、效率低,层级复杂,利益交错,涉及需跨部门协调的创新,往往审批就需一年以上,甚至花费数年时间。

2004年马云面临一个新烦恼,这一年下半年,支付宝日交易量达到了8000笔。

此数据似乎不值一提,2017年“双11”期间,仅淘宝支付峰值就达到25.6 万笔/秒,应用金融级分布式交易、分布式大数据分析等处理起来依然游刃有余。但在当时,用Excel再加上人工对账,8000笔就是个天文数字,连与它合作的银行也不堪重负,转账凭证要用麻袋装,打印机热的发烫,浙江省工商银行调动辖区内十几家支行近300人来协助西湖支行处理,还是手忙脚乱。

几次寻找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未果,马云决定自己干。这一年12月支付宝从淘宝网分拆,宣告其从淘宝网第三方担保平台向独立支付平台转变,科技与金融结合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第三方支付崛起。

真正的第三方支付元年是2005年。这一年1月,马云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称2005年将是中国电子商务的安全支付年,他提出,要保证电子商务环境安全,建立真正的诚信体系,就必须从交易环节入手。这一年果然出现井喷,除支付宝与财付通外,先后又有50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在同年成立。

实际上,没有一些开明的传统金融机构支持,支付元年恐怕会成为“祭年”。2005年2月支付宝推出全额赔付制度,3月与中国工商银行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协议,随后又与农行、VISA等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工行西湖支行说服总行出面协调,调动北京、珠海和浙江三地的技术中心一起开发技术系统,到这一年12月,系统改造完成,才缓解了转账压力。

要知道,工商银行当时面对的是一个规模微乎其微、法律模糊不清的新业务,它愿意打开后台,进行尝试性接触,颇需勇气。

支付需要特定应用场景,第三方支付缘起于网购,跳到五年后回顾也不难看出,赢家多与集团电商平台捆绑,这与Paypal、MoneyBookers等海外支付公司从创立起就是独立支付机构大不相同。

彼时移动互联网浪潮尚未到来,智能终端尚未普及,官方也未对第三方支付公司进行资质上认定和国家信用支持,连行业标准和制度规范都在模糊状态,供给方的热情大于需求方。

支付宝最先意识到与传统金融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与银行业务存在重叠,也可将其看作银行业务的增值或延伸银行想在线上支付有所作为,就必须实现跨行业合作,沟通成本巨大。而第三方支付携获客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可以击穿这层壁垒,但它们要想立足,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完全解决信用和安全问题,双方合作势在必行。

到2006年,第三方支付已不仅扮演信用中介角色,还具备支付清算与融资功能,成为集网上支付、电子支付、电话支付、充值卡支付、代收代付等多功能于一身的支付平台,同时进入航空业、保险业等生活服务领域。

2008年支付宝与建设银行合作,推出支付宝信贷服务,符合信贷要求的淘宝网卖家将可获得最高十万元的个人小额信贷。

关于合作,建设银行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建设银行看中了淘宝与支付宝分别在电子商务信息流和资金流中的特殊地位和相互间信息紧密的关系,尤其是支付宝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对资金交割的监管过程,从而相信通过三方的合作能创建一种良好的业务模式,帮助建行拓展小额信贷业务,尤其是小额信贷在电子商务领域内的应用。”

这番话并非官样文章,此时,阿里巴巴生态体系也初现雏形。

2007年,上海出现了一家叫拍拍贷的小公司,注册资本不过10万元,几个合伙人最初多数是兼职状态,他们都是技术男出身,对金融毫无经验,此时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对他们来说就是周末开车满上海跑线下做风控,每天被忽悠。

关于P2P网贷鼻祖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英国人理查德·杜瓦等2005年在伦敦创建的全球第一家网贷平台Zopa,拍拍贷就是借鉴了Zopa的模式,另一种可上溯到“穷人银行家”尤努斯,他于1983年创建格莱珉银行,通过开展无抵押的小额信贷业务和一系列金融创新机制。

以拍拍贷上线为标志,中国P2P网贷业务正式开端,至2011年底,大约有20家网贷平台,月成交额达5亿左右,有效投资人数约1万人。今日很多互金平台对“P2P”都畏之如虎,但实际到2011年,都是此模式起步阶段,基本未发生跑路事件。这正是金融与科技融合进入第三阶段的标志之一,此阶段互联网成为传统金融的中介渠道,这也是线上传统金融初次尝试利用网络放大销售端。

保险与基金也开始跳出企业门户资讯作用,进入交易环节。2008年,一批以保险中介和保险信息服务为定位的保险网站涌现,慧择网、优保网、向日葵等获得了风险投资。最初互联网保险公司电子商务保费规模相对较小,渠道资源配置方面处于还是处于被忽视状态。

2011年9月,保监会正式下发《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互联网保险走向规范。传统金融与科技公司关注度最高的合作,还是“三马卖保险”。2012年4月,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中国平安马明哲共同协商成立一家网上保险销售公司,“三马同槽”已备受关注,再加上该公司不设任何实体分支,产品需求来自互联网,保险流程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解决,完全通过线上销售与理赔,是一套崭新玩法。

2013年3月,中国保监会正式发布批文,同意筹建三马联合的“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简称“众安在线”,这被外界解读为互联网金融新时代。真正爆发来自这一年“双11”。当日,寿险产品总销售额超过了6亿元,其中国华人寿一款万能险产品10分钟内就卖出了1亿元。

2011年至2012年间,民间线下具有放贷经验的公司,也看到P2P网贷机会,行业开始泥沙俱下,有些平台管理粗放、风控形同虚设。2012年还出现“打新潮”, 新平台开张,为了吸引投资者,一般都会给予高额的利息和奖励,打新者追求高收益、愿意承担高风险,随着新平台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网贷投资人开始专门打新。

到2012年底,风险不断积聚,出现了平台提现困难,甚至挤兑倒闭情况。

更大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2013年P2P迎来真正爆发,一天内新增平台高达数百家之多,大街小巷掀起一股“理财热”,整个行业开始疯狂,甚至出现了年化收益24%、36%、48%、180%的产品。当时曾从事该业务的冠群驰骋创始人刘广东曾告诉我,当时用一句话概括:在互联网金融这片蓝海中,实现“大跃进”的目标并不是天方夜谭。

回忆那段日子,他谈到最多的是人性,感慨:“金融把人性中贪婪的一面激发得淋漓尽致。”

从2013年初,P2P网贷风险逐渐成为舆论焦点,2013年可统计出现经营困难、倒闭或跑路事件高达74起。

传统金融公司一度与互金平台关系紧张。这一阶段关键词是冲击与颠覆,威胁与唤醒。

2013年6月余额宝上线,这是支付宝打造的余额增值服务,把钱转入余额宝即购买了由天弘基金提供的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可获得收益。到2013年7月1日,余额宝18天用户突破250万,资金规模为66.01亿元;2012年天弘基金净利润为-1535.5万元,2013年第二季度末,其公募资产规模达到了136.47亿元,余额宝只用十多天就为天弘基金吸金成功,上半年扭转盈亏。

到2017年,余额宝成为全球最大公募基金。

余额宝用户与规模快速上涨,让传统金融机构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威胁——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

移动互联网此刻已对传统产业产生摧枯拉朽的席卷,金融获得了更丰富的线上场景。商业银行曾在基金、保险等传统金融产品代理销售领域具有优势地位,基金公司直销与第三方市场占比低。当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始与基金、保险公司合作,做大直销和代销,等于瓜分银行代理业务这块蛋糕。

2011年5月3日,央行发放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行业再次提速,随之在备付金、清结算、二清、套码等方面陆续暴露问题,监管层出手整顿。

2012年,监管部门就“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4年1月再次进行修改和补充, 2014年3月草案内容在网上流传,一些支付公司对其中的限制条款颇有微词。

腾讯与阿里均表现出“积极拥抱监管”的姿态。腾讯方面称,“我们看到了央行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恪守金融监管义务,为防范和降低风险、杜绝各类金融案件所做的努力,看到了一个既开放又审慎的监管部门对创新的高支持、对风险的低容忍。”支付宝则表示第三方支付是一个不断向前向好的积极过程,“望行业监管应不断开放和进步”。

2014年央行与银监会分别发布规范快捷支付流程的5号文、10号文,明确规定银行与客户签订授权、约定客户身份及交易验证方式,交易原则上由银行验证。这令支付机构感觉流程复杂,严重影响用户体验,在实践中5号文与10号文并未严格执行。

这本质上是银行开始与互联网公司争夺用户入口,银行已意识到,贴近用户、掌握账户入口资源才是通向未来之路。

这一年10月16日,蚂蚁金服成立,旗下拥有支付宝、支付宝钱包、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小贷及筹备中的网商银行等品牌。如此庞大的巨兽,却选择了一个最不具威胁力的名字。还强调“从小微做起,只对小微的世界感兴趣。”这隐喻从成立之初蚂蚁金服就表明姿态,并非颠覆或取代传统金融机构,而是要与传统金融机构一起融入新生态。

2015年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风向再次发生变化,野蛮生长逐渐终结,政策体现出鼓励创新、加大扶持和加强监管并重。

经过早期粗放发展,到2015年9月末,P2P行业整体交易额已超过9000亿元,全国有近3000家。

这一年底,“e租宝”事件爆发,此案后监管细则加速落地,行业凛冬降临。

经过近两年超高速成长,2015年互联网金融行业进入徘徊与迷茫期。

蚂蚁金服一位90后的工程师,发了一篇相亲帖,第一个月没人搭理,后来他在介绍中加了“区块链工程师”,两天内收到了近300条女孩儿的私信。

这不仅是笑话,新秩序就隐藏在混乱之中,2015年科技应用开始在金融领域全面爆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底层技术不再是遥远的概念,金融业出现了超越式变化,给从业者内心带来极大冲击。他们意识到科技对金融的改变并非局限于单一环节进行优化,而是一旦达到引爆点会产生指数性变革。

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积累了基础能力,支付宝曾引领支付史上大量创新,包括担保交易、快捷支付、移动支付、先享后付和刷脸支付,蚂蚁金服CTO程立将其概括为BASIC:Blockchain (区块链)、Ari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Security(安全)、 IoT(物联网)和 Cloud computing(云计算)。此阶段,金融科技公司逐步开放成熟技术,并确定了科技立身定位,它们以金融为抓手,成为各个领域的“水和电”。

科技在金融领域应用,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以网商银行推出的310模式(3分钟申请、1秒钟审核、0人工)为例,就是大数据、AI技术在金融服务的综合应用。

2015年9月蚂蚁金服启动“互联网推进器”计划,要推动平台、数据和技术方面能力全面对外开放。其科技能力远不止应用在金融领域,在出行、医疗等商业领域都有应用。

2016年到2017年,国内有50多个城市实现支付宝扫码乘公交,完成智慧交通第一步。这背后,包括云计算、地图导航、办公协同等能力都将被整合起来服务公交地铁领域,这是一个比移动支付更宏大的故事。

2017年,云栖大会的蚂蚁金服专场ATEC大会上,时任蚂蚁金服CEO的井贤栋就承诺,“蚂蚁金服将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能力,成熟一个,对外放一个”,它相继在金融云、生物识别、区块链、开放平台、风控、信用、核审领域进行开放,开放技术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核心。除了继续扩大C端触点与影响力之外,它更像一家B端技术供应商。

可见,经历过支付宝圈子事件,蚂蚁金服终于放下了自己的社交执念,在金融与科技之间不再摇摆。马云也对公司定位拍板:只做Tech部分,Fin交给金融机构。

如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所描述,金融科技对金融机构的冲击在于“把生产过程从内生过程变成了一个外化过程”。金融机构以前产品设计、生产、分管、配置、销售完全在机构内部,而金融技术的演进逼迫着把这个内生环节外生化、社会化、商品化、产业链化。这意味着今天金融产品设计、生产、控制、配置、销售变成了一个产业链、市场化过程。

从2015年至今,金融科技深度渗透入支付、存、贷、产业链、融资众筹等各种金融场景,改变了用户生态,市场基础设施,并进一步影响监管与法律。技术把金融产业拉长、拉细,使得金融科技企业能够通过专业化和细分市场并入供给链。朱民认为金融供给链出现“四化”:成本商品化、利润共享化、风险共担化、合作伙伴化。这对传统金融企业与金融科技公司都是巨大的挑战,双方都必须从各自封闭体系走向更加开放体系。

这是中国金融历史新机遇,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才能走向更加市场化、专业化、效率化、竞争化之路。

这也是通向未来的唯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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